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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打破“缺芯少核”创新之痛的主赛场

2020-06-25 08:16 来源:南方杂志 郭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发布针对华为公司的出口管制新规,引发广泛关注。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制裁中兴、华为等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折射出广东乃至中国制造业“缺芯少核”的创新之痛。目前,广东许多关键设备、关键技术、关键原材料还需要依赖进口,产业发展受制于人。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对标纽约湾区、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等世界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口聚集、建成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方面的差距不大,最大的短板就是科技创新。

  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在人均GDP、地均GDP、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世界100强大学数量、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等5项指标均落后于其他湾区。其中,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掣肘,是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最大创新难题。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着“大而不强”的挑战。如果未来10年、20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赶不上旧金山、东京等世界级大湾区,那么大湾区的竞争力就会难以持续。

  粤港澳大湾区建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高地,需要补齐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短板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经济规模庞大、产业体系完备、创新主体高度集聚、环境开放包容等优势,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有条件、有能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经济湾区,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弯道超车。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最大的短板之一,在于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能力不足,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不足。

  世界级湾区的创新发展路径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从大学到产业。先通过大学足够的科研积淀,然后辐射周边形成产学研协同的技术创新—先有科学源头,然后鼓励发展技术。突破性的科学发现经过长期演进能以可以预知或不可预知的方式催生颠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高精尖技术、战略前沿技术,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进而改变世界。

  典型案例是美国硅谷,从最初建立斯坦福大学实现科学积累,然后抓住了电子信息等发展契机,成就了今日的硅谷。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当今世界上60个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技术创新,包括互联网、3D打印、量子计算机、移动通信、气象卫星、全球定位系统和人类基因组等,早期都曾接受过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资助。

  目前,源头创新、基础研究是粤港澳大湾区大多数企业难以进入的。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一段话发人深省:“华为现在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尚未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究。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任正非直指“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逐步攻入无人区后,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重大创新是无人区的生存法则,没有理论突破,没有技术突破,没有大量的技术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爆发性创新的。华为曾专门拨了36.8亿美元的战略费用,用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和最优秀的科学家合作,开展基础研究。华为在编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和专家就超过了15000名,以求“领导或领先这个时代”。

  粤港澳三地政府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核心技术创新的高地,需要充分认识到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重要性,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以广东为例,对标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省市,要力争提高全省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比重。同时,要大幅增加自然科学基金省级财政投入力度。

  粤港澳大湾区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创新资源流动、共享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要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创新要素流通。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要往源头创新走,最核心的是要建立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作为广东而言,一方面,需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释放“创新人才红利”。广东要补齐基础研究短板,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最重要的是可以学习国际先进经验,从体制机制上破题。比如,决策效率、评价机制、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广东补齐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的短板,可以向大湾区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内集聚了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5所世界百强大学。在粤港澳三地政府的扶持下,可以将粤港澳大学联盟实体化,鼓励港澳大学与内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鼓励内地大学到港澳设立教学和研究机构。

  作为国际化的都市,香港有着天然的优势,对全球高端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以出台政策,鼓励港澳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更加轻松便利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使得港澳的人才优势成为整个大湾区的优势。这仍需要较大力度的制度创新。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打造一批具有开放性、集聚性和前瞻性的核心技术创新合作平台。在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方面,可以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共同开展国家重大专项(基金和项目)、重大科研平台、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任务,在源头创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上进行突围,补齐源头创新、基础研究短板。

  比如,组织开展粤港澳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重大科技战略问题研究。推动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建设,探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基金和国际合作基金。设立粤港澳学者合作研究项目,支持粤港澳科学家合作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等等。

  第三,粤港澳三地应当创新制度,促进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集聚和流动,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借鉴硅谷经验,其凭借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聚集了各种创新要素,取得了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也应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合力打造多主体联动、要素充裕且流动自由、制度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譬如,让粤港澳三地科技人才往来更加便利,科研资金跨境使用需要不断完善操作规范和跟踪管理制度,科研设备通关更加便利,解决创新信息资源对称问题,等等。

  粤港澳三地在体制机制、法律体系、规则政策等方面的“软对接”就显得特别重要,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行更多的改革探索,协同推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

  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世界领先水平公共研发平台的创建、共享,成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加速器”

  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最后的产品,这是个漫长的创新周期。

  事实上,作为国内先进技术产业集群地,粤港澳大湾区对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生物制药等领域的公共研发平台需求增长强劲。《南方》杂志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目前许多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希望政府能建立更多重大公共研发平台,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公共研发平台的资源共享。

  比如,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以下简称“超算中心”),是深圳建市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也是世界上最早布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超算中心之一。像超算中心这样的重大公共研发平台,一方面可以起到“加速器”的作用,一方面可以降低研发成本。

  以生物制药为例,像药物筛选,它理论上是要从100万种可能中,把需要的小分子找出来。假设实验室一天做100个实验,相当于需要几十年。现在用计算机来筛选,先把100万种筛到1000种,把集合缩小到千分之一,可能几个月就能完成这个实验了。

  然而,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计算资源的利用率,早在2015年以来已经严重饱和。例如,科学计算领域,众多项目排队严重,且众多研发项目因计算资源有限无法启动。又如,人工智能(AI)方面,目前运算力的不足,出现开发周期漫长、机器学习效率低下、人机交互严重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AI产品的用户体验,也成为深圳AI的研究工作开展、技术进步发展的绊脚石。

  一方面,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引导创建世界领先水平的基础科学研究高端平台,吸引全球创新力量的聚集。比如,深圳超算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需求。据超算中心粗略估计,以前香港高校、科研机构每年有上百个项目需要在超算中心运算。但是随着深圳超算资源供不应求,一些合作项目只能选择到其他地方完成研发。目前,超算中心正在进行升级,预计2020年计算能力提升1000倍。

  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创建更多重大公共研发平台,能吸引更多一流科学家、创新企业集聚,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增添难以估量的威力。

  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公共研发平台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向粤港澳三地科研机构、创新企业开放重大公共研发平台,让其享受普惠型的创新政策。可以考虑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公共研发平台共同体”,对湾区内的供给、需求做一个融合,把研发的力量、产业的力量整合起来。

  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一些重大公共研发平台可以免费开放,降低高校科研机构、创新企业的研发成本。可以设立高水平研究平台开放共享基金,吸引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和团队利用研究平台的设施条件协同开展攻关,参与全球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创新共同体机制,解决“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走不出实验室”的困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持,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第一,政府引导建立科研团队协作创新的机制,避免创新各自为战,造成资源浪费。

  一项核心技术或关键零部件固然重要,但是创新的产业链更加重要。解决了某一项核心技术、某一个关键零部件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具备产业的安全性、具备完全独立自主的能力。需要在整个创新产业链上补齐重要链条,才能真正具有世界的竞争力、话语权。

  目前一些重大科研项目的课题设置缺乏有机联系,这就造成了各个课题间合作程度低,有时候会导致重复研究造成资源浪费。针对这一现象,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建设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大平台,集中力量联合攻关,用“科研课题方向相对集中、项目经费相对集中、人员队伍相对集中”来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

  第二,政府引导建立高校、科研院所、制造企业协同创新机制,联合攻关科研难题。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在核心技术上的差距,一个很突出的原因,是我们的骨干企业没有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那样形成协同效应。他强调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好。

  在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其产业化需要更多的政府引导。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出台政策,以“政府引导、高校(科研机构)支持、企业主导”为原则,引导三者协同创新,真正掌握核心技术。

  尤其是政府要鼓励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比如拓宽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渠道,建立产业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问题库,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引导大型骨干企业加强与前沿科学对接,以协同合作、众包众筹等方式,精准破解产业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

  作为“中国直流输电第一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电网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立浧主持完成的“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项目摘下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实现广东零的突破。该重大项目的研发经验,值得借鉴。特高压±800kV直流技术是世界首创,国内外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南方电网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制造企业等160多家单位共同攻关,在世界首次研发了13大类73种主要电气设备。其中,每个设备中包含很多部件,像变压器包括线圈、铁芯、监测装置,这都不是一个企业可以做到的。

  协同创新的方式能激发创新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不同的单位承担不同的课题,一方面充实了企业的科研力量,另一方面也让高校、研究所的科研项目接地气。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借助这样的大项目实现提升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同时也能促进科研成果的快速转化。

  第三,政府可以出台财政补贴、政府购买、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催化关键核心技术的市场化。

  关键核心技术走出实验室并逐步打开国内市场,这样才能倒逼核心技术的研发不停步,跟上国际一流技术的脚步。否则,一些创新技术即使打破国外垄断,却难以走出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永远都无法打破国际技术垄断。

  粤港澳大湾区要靠软环境的比拼,吸引全球一流创新人才聚集

  人才的储备数量,与地方的创新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南方》杂志记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广东诸多颠覆性创新的独角兽企业以及科研机构、创新平台,均不同程度地遇到创新人才供给不足问题。广东人才短板的背后,是知名高校、科研机构数量及质量上的差距。高端创新人才的“供给侧难题”,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合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当前激烈的创新人才争夺战中,地方纷纷出台科研经费、扶持资金等诸多优惠政策。事实上,优惠政策并不是“独门武器”,其他城市都可以模仿。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吸引并引进战略科学家、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等创新人才,关键在于软环境的比拼,比如政府效率、创业氛围、制度环境等无形的方面。

  第一,政府要为创新者提供“市场决定效率、政府主导公平、社会实现法治”的创新土壤。

  今天的创新,粤港澳大湾区最需要的是政府营造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公共服务均等后的人才自由流动环境、诚信法治支撑起来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等。

  广东可以争取更多国家先行先试政策,加快政府行政审批相关改革的脚步,推动创新的加速度。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是漫长的过程,在这当中需要经历诸多审批环节。行政审批速度的加快,意味着企业能节约更多时间成本和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知识产权就是创新者的生命。《南方》杂志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创新团队十分关注知识产权问题。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周期长达10至15年,甚至几十年,投资往往数以千万计或亿计。如果产品被抄袭模仿,则意味着巨大的创新风险。任正非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是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因此,我们国家首先要不支持假货、不支持山寨,而是要支持原创、保护原创。“有可能今天经济发展速度会慢一些,但质量就会更好一些,就会出现越来越有竞争力的公司。”

  广东可以在全国先走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交易,让广东成为全球创新资源转化的首选地。广东要加快建设全国性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一方面,这里既是全省科技成果的大数据平台,也是企业发布创新需求的集散地,以解决“创新供给侧”难题;另一方面,这个平台还要聚集金融机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等配套,更快地让知识产权变现。可以充分利用港澳国际化优势,在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进行分工定位,共同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一批国际化、全方位、全覆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交易平台、科技金融支持平台、科技服务平台和新兴产业孵化平台,将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创新创业和新兴产业的引领者,以吸引全球一流创新人才聚集。

  第二,不仅要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还要具备有吸引力的生活环境,以集聚国际高端人才。

  《南方》杂志记者对世界500强企业高管、高端创新人才的调研发现,广东已经具有相当明显的发展硬件,政府可更多地从软环境上下功夫。比如,城市的宜居指数、良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一流的空气质量等,这些都是高端创新企业所看重的。

  国际高端人才到广东发展,首先关注的是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问题。广东可以在吸引国际高端人才上做更多的探索,让他们愿意在这里扎根。比如,为海外人才在部分医院开办一站式服务;鼓励创办更多一流的国际学校,解决海外人才子女教育问题等。

  以教育资源为例,深圳每年的常住人口增幅已经超过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但是深圳教育资源仍需“补课”,公立幼儿园的缺口很大,公办普通高中划线录取率只有50%左右。这对高端人才所需而言还远远不够。

  广东可以对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等全球一流湾区,为居民打造世界级的高品质生活环境。在GaWC(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发布的《世界城市名册2018》中,广州、深圳名列世界一线城市,两地可以先行一步探索打造国际化的生活环境。广东可以向全球成熟的国际化都市学习、借鉴相关经验。

  第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鼓励企业在国内、国外设立研发机构,聚集优秀创新人才。

  《南方》杂志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广东创新企业尤其是颠覆式创新企业走出去,选择在国内、国外设立研发机构,吸引一流创新人才。这种现象应当引起关注。

  比如,深圳优必选是一家从事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研发、估值5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北京、武汉等国内城市都建有研究机构。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全球闻名,学校诞生了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着领先的前沿技术;武汉有华中科技大学,其在机器人手眼协调、运动抓取等研究方面基础深厚;在深圳,这里的人才善于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可以建立工程研发团队。

  企业在国内、国外设立研发机构,这是根据当地的人才结构决定的。因为城市环境、企业成本、房价等种种原因,即使是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科研机构和创新企业,要想聚集领域内所有的创新资源并非易事。广东可以对创新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政府可鼓励企业在国内、国外设立研发机构,并让研发分部也能享受到企业所在城市的部分创新优惠政策,以便于企业更好地聚集优秀创新人才。

  ◎郭芳(南方杂志社经济部主任)

  ◎本文责编/曹建民

编辑: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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