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制裁中兴、华为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广东乃至中国在经济结构、发展质量、核心技术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必须尽快扭转核心技术“卡脖子”的被动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精辟论述：“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今年全国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不仅提出“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还强调“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要求，加快补齐广东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短板，省政协专题调研组赴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调研，召开各类座谈会，充分听取意见建议。

　　一、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源泉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是高新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源泉。基础研究虽然不提供新产品、新工艺和解决技术问题的具体方案，但突破性的科学发现经过长期演进能以可以预知或不可预知的方式催生颠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高精尖技术、战略前沿技术，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进而改变世界。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当今世界上60个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技术创新，包括互联网、3D打印、量子计算机、移动通信、气象卫星、全球定位系统和人类基因组等早期都曾接受过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资助。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史表明，没有基础研究的开展，没有一批既是教学基地又是研究基地的研究型大学作为支撑，高素质人才特别是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非常困难的。目前活跃在国际科学前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大都在研究型大学或科研机构接受过系统教育。

　　研究表明，在百年诺贝尔科学奖的历史中，有众多的获奖者云集于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里，而且排名前5位的研究型大学获奖人数占获奖总人数的37%，其他著名的科研机构也显示了这种“马太效应”。同时，基础研究不仅能够培养顶尖科学家，还能不断地为产业界输送具有综合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

　　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也决定了应用研究水平和产业竞争能力。完整的创新链条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的全过程，总体呈现单向演进、逐次渐进的过程。处于创新链上游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是知识创造和扩散的源头，其深度和广度决定了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的动力和活力。

　　历次工业革命经验表明，科学革命往往是产业变革的前提。例如，欧洲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提供了科学土壤；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的重大理论突破催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X射线、电子、DNA双螺旋结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现催生了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的焦点再次向基础研究领域汇聚，我国制造业“缺芯少核”的“卡脖子”瓶颈最终都追溯到化学、物理、材料、工程、数学等基础研究领域的短板。

　　近年来，广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和总抓手，大力推进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和科技创新强省建设，创新驱动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稳步提升。

　　二、广东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广东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布局不足，高水平实验室、国家大科学装置等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不够完善，对照“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和科技创新强省战略要求，对标发达国家、先进省市，广东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还存在较大差距。

　　（一）广东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短板突出

　　一是知识创造和知识获取能力不足。根据科技部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7》，虽然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排名首次跃居全国第1位，但在体现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的知识创造、知识获取等二级指标上排名全国第4位，落后于北京、上海、江苏。

　　二是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和团队比较匮乏。科学院院士北京406人（占全国51%）、上海101人、江苏45人，而广东仅21人（占全国2.6%）；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北京1356人（占全国38%）、上海469人、江苏272人，而广东仅190人（占全国5.3%）。截至2017年底，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研究项目共资助467项，其中广东受资助21项，占比仅为4.5%。

　　三是基础研究载体数量偏少。全国254个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广东仅11个。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规划布局的26个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广东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布局、与产业结合上都与北京、上海有明显差距。

　　四是竞争承接国家科技项目的能力不足。从近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总体立项数量以及受资助规模看，广东排名第4位。其中，广东重点项目的立项数仅分别为京沪苏的18%、44%和61%。

　　五是顶尖学科竞争力差距较大。截至2018年3月，全国共有229所高校931个学科上榜ESI排行前1%，其中北京市22所高校150个学科入选，位居第一，其次是江苏（23所111个）、上海（13所88个），广东（14所62个）排名第4位；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的学科，北京28个、上海12个、江苏11个，广东仅6个。

　　（二）投入不足是制约广东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提升的根本原因

　　一是经费投入的总量和强度偏低。长期以来，广东重技术开发、轻基础研究，全社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2016年，广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86亿元，仅相当于北京的40%。广东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支出比例仅为4.2%，低于全国基础研究投入5.2%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17.2％）、英国（16.9％）等发达国家的1/3～1/4，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基础研究源头供给的需求。

　　二是省基金的资助工具数量和投入力度不足。省基金虽然设立了类型众多的资助工具，但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三大系列十几个资助工具相比，数量明显偏少。

　　三是投入渠道单一。企业是创新主体，发达国家企业投入占全国20%以上，而广东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R&D几乎全部为工艺及产品改进，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只在个别大企业中引起关注。“中兴事件”启示我们，基于原始创新的后发竞争力不足，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突出短板。

　　（三）投入体制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广东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

　　一是项目设置有待改进。目前省基金重点项目、自由申请项目、博士科研启动项目等实施周期总体偏短，与基础研究的长周期特征不符。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从获得基础研究的知识发现到实现商业化，要经历20~30年。

　　二是项目管理尚需优化。调研中，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普遍反映，我省基础性研究计划（专项、基金）申请的程序繁琐、管理复杂，导致项目管理成本非常高。省基金项目的资助经费不多，申报、立项、检查、验收等各环节却丝毫不少，相关部门多头检查，令科研工作者不堪重负。

　　三是评价体系不健全。目前，对科研人员的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审都是以经费、论文、专利、奖励等为主要依据。简单套用传统评价体系的做法必然严重挫伤基础研究人员的积极性。

　　三、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层次投入体系，提高广东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的建议

　　必须深刻认识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在创新链条的源头地位，深刻认识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对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科技创新强省的战略意义，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切实把提高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水平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建议如下：

　　（一）加强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统筹规划

　　建议省层面建立相应协调机构，负责统筹协调全省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布局、政策举措，统筹平台、人才、项目、设施等领域资金投入。研究制定全省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专项规划，聚焦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凝练科学方向和重大任务，突出优势、协调互补、错位发展，形成有重点、有梯度、有层次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布局。

　　（二）加大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力度

　　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外部性、更多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基础设施特征。必须确立政府作为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的主体地位，肩负资助主体责任。

　　一是加大省级财政投入力度。大幅提升全省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投入比重。对标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省市，研究提出广东财政科技投入年增长目标，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年增长目标。二是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投入。加强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扩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联合基金的规模和领域。加强与科技部等中央部委合作，拓宽合作范围，争取更多中央财政资金投入广东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等。三是引导地市财政资金投入。积极推动广州、深圳等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加强对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三）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从调研的情况看，华为、华大基因、中广核、广汽等大企业越来越重视原始创新，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逐步加大，成为投入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一股新生力量。

　　一是鼓励多元化资金投入。采取税收杠杆激励措施，落实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政策，推动企业和社会组织加大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投入。二是支持企业参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企业积极参与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引导大型骨干企业加强与前沿科学对接，以协同合作、众包众筹等方式，精准破解我省产业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加大对依托企业组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以产业联盟、股份制公司等多种方式牵头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开展应用基础研究。

　　（四）加强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高层次人才投入

　　广东要打造高水平研究团队。优化提升“珠江人才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科学家。更大力度实施“广东特支计划”，依托重大科技专项培育创新研究团队，向基础理论前沿领域聚焦发力。探索实行人才“揭榜挂帅”制度，试点选择若干重点领域，张榜公布“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按照目标导向原则，沿创新链逆向梳理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短板，面向全球征集原创思想和解决方案，吸引汇聚全球顶级人才智力资源为我所用。探索建立“基本科研经费制度”，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需要长期积累的领域，给予优秀人才10年以上稳定支持，确有必要的可再延长5年，等等。

　　（五）加大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高水平研究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的投入

　　一是建设高水平研究平台。大力推动再生医学与健康、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先进制造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省实验室建设，促进跨学科、大合作的协同研究，打造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基础科学研究高端平台。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和具有特色、优势的关键领域争取创建国家实验室。二是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广东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布局，推动各类重大科学装置形成集聚、协同运作，等等。

　　（六）加强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合作及粤港澳联合投入

　　一是全方位拓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工程，通过多种方式交流合作，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国内开创性设立国际联合基金，与发达国家、地区或者国际研究机构共同开展重大科学问题研究，等等。二是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组织开展粤港澳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重大科技战略问题研究。推动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建设，探索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基金和国际合作基金，等等。三是加强国内科技合作。支持中国科学院、双一流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广东设立分支机构。

　　（七）建立符合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规律的管理和评价体系

　　一是进一步深化科研项目管理改革。调整不符合基础科研规律的指标内容。二是完善适应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尊重科研规律，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实行有别于行政事业经费的管理办法。赋予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三是建立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评价机制。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差别化评价试点。

　　◎郭 俊（省政协常委、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

　　魏东原（省科技图书馆馆长）

　　余家明（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