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全面领导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居于关键地位，党的全面领导的明确和创新本质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具体表现

　　◎张世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黎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本文责编／殷立飞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明确了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地位。党的全面领导具有成熟的演进历史、严密的逻辑体系和基本的具体表征。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经验的充分总结，是中国人民对前进道路的郑重选择。

　　党的全面领导的演进

　　党的全面领导的地位确立，党的全面领导的能力提升，党的全面领导的路径选择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职能和发展目标进行了艰辛探索，丰富了党对全面领导的认识和理解。

　　（一）革命时期：党的全面领导的形成和确立

　　党的全面领导首先是从对革命军队的领导开始的。1927年，“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党对革命武装的绝对领导逐渐扩展为党对各个领域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在1942年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1943年，毛泽东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将党的领导问题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党的全面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党的全面领导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建设时期：党的全面领导的完善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党，也是建设和保卫新政权的执政党。在这一时期，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架构、运行模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同年，周恩来对党的全面领导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强调：“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使党的全面领导逐渐偏离了正轨。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积累的领导经验为“文化大革命”后进行拨乱反正，重新恢复正确的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改革时期：党的全面领导的明确和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日渐凸显。1981年，邓小平在谈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2000年，江泽民在十五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再次明确：“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上再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全面领导可以有效克服国家权威碎片化的倾向，增强执政党的治理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党的领导受到更加广泛的监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任务更加繁重、国家治理的难题更加复杂、执政兴国的挑战更加严峻，党的全面领导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进入了新的发展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有机统一。党的全面领导的理念更加先进，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容更加科学，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更加严密，推动了党和国家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根本性变革。党的全面领导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居于关键地位，党的全面领导的明确和创新本质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具体表现。

　　党的全面领导的逻辑

　　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必须跳出西方政治体系中“党争民主”的思维陷阱。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发展现实和进路趋势，可以发现党的全面领导具有双重逻辑。

　　（一）党必须推动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不是毫无根据的政治宣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执政，而是历史、实践和人民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处于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四个伟大”的全过程，具有客观必然性。

　　从进行伟大斗争的角度来看。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伟大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矛盾是绝对的、普遍的和特殊的。矛盾造成斗争，斗争需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成长和壮大就是不断直面矛盾，敢于解决矛盾的过程。党的全面领导有利于统筹各方力量，深刻分析和主动研判重大风险，及时防范和妥善应对重大挑战，为顺利进行这些伟大斗争提供了可靠保障。

　　从建设伟大工程的角度来看。政党的建设水平不仅关系自身政治地位，而且影响国家全局发展。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用“伟大的工程”定义党的建设。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表明党的建设面临的时代环境和具体任务不断变化，“伟大”彰显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工程”寓意党的建设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党的全面领导，能够确保党的建设不停步、不动摇、不走样。

　　从推进伟大事业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接力奋斗的伟大成果。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一方面可以凝聚各界力量，达成广泛共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能够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稳定和谐、各项具体任务按时完成，确保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

　　从实现伟大梦想的角度来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总结和中国人民发展愿景的高度概括。政党是近代政治社会的核心主体，在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处理和分配国家资源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即开始探索构建符合广大人民利益，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新政权和新路径，并取得成功。“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没有党的全面领导，中国梦的实现将缺少强有力的组织者、动员者和推动者。

　　（二）党能够实现全面领导

　　领导不仅是实施影响的权力，也是开展指引的能力。全面的领导意味着领导范围的扩大和领导纵深的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坚定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特质使其全面领导具有现实可能性。

　　在政党属性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执政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其所代表的社会主体、社会阶层是全面的，因而接受其领导的人民是广大的。西方部分政客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百般责难，归根到底是由于其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是局部的，所代表的人民群众也是有限的。在西方“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下，政治主体的全面领导无从谈起。

　　在政党治理上，中国共产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突破了常规的政党自身建设，具有革命效力和革命影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在更深层次及时有效地消除和化解党内存在的各种发展藩篱和消极因素，为实现自身全面领导提供有力的组织力量和可靠的干部力量。

　　在领导效能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政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力的获得与保持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巩固依赖于党的全面领导效能的持续释放。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导向、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领导经验，锻造了强大的因应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高效率和高质量的领导。

　　党的全面领导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巨大优势的领导模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总结，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具有高度权威性、显著广泛性、丰富实践性和鲜明时代性的领导。

　　（一）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高度的权威性

　　权威是领导的应有之义，是对领导行为的衷心支持和自愿遵循。全面的领导要求高度的权威。首先，党的全面领导在党内有高度的权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纪律严明、内部组织协调、党员同心协力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全面领导首先必须在党内得到贯彻和落实。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提高广大党员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一致性，提高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的坚定性，从而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可靠的干部队伍和组织体系保障。其次，党的全面领导在党外有高度权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参与。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政治承诺和不变的政治追求，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党的全面领导具有显著的广泛性

　　党的全面领导的广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党政军民学”和“东西南北中”。首先，“党政军民学”表明党的全面领导在领域上具有广泛性。党的全面领导不是对某一项或几项工作的领导，而是对所有领域工作的领导。党和国家不同发展部门都至关重要，各项具体工作亦纷繁复杂。通过党的全面领导，能够保障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的统筹兼顾和良好互动，有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次，“东西南北中”表明党的全面领导在地域上具有广泛性。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求执政党的领导必须坚强有力，覆盖全国。党的全面领导通过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各层级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从中央深入到地方和基层，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三）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用联系、发展的眼光不断审视党的全面领导。一是党的全面领导面临的环境具有时代性。首先，国际局势波云诡谲，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阻力和障碍愈发强劲。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涌现，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造成阻碍。其次，国内改革任务艰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困难和挑战依旧突出。思想滞后和利益固化影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施。再次，党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党内各项建设正处于完善的关键节点。党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呈现新的表现形式。二是党的全面领导肩负的使命具有时代性。党的全面领导是有目的、有方向的领导。归根结底，党的全面领导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生产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会根据时代变迁带来的新变化制定相应的奋斗目标，这要求党的领导方法、领导内容和领导措施能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总之，党的全面领导符合中国具体实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和高效的政治领导模式。在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上，要在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演进、逻辑与特征的基础上，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衔接，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与人民群众发展权益的统一，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与时代发展目标任务的匹配，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18JZD009）、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