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阳是鄂北重镇，图为襄阳城北门“临汉门”，汉江对岸就是樊城。汉江作为护城河，此处江面宽度超过百米，在冷兵器时代是攻城一方的噩梦。 （视觉中国/图）

　　为了争夺铁打的襄阳，白起、孙坚、关羽、岳飞、李自成、张献忠等风云人物都曾在此鏖战——据统计，自古至今，发生在襄阳的战事多达170余起。而南宋末年的六载围城，正可谓：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

　　沿着大桥西端的河岸，我独自行走了大约20分钟。这是一条南方地区常见的小河，河面既不宽广也不狭窄，河水既不清澈也不肮脏。几百米外，小河汇入大河，江面变得开阔，江水变得丰盈。小河叫清河，大河叫汉水。

　　几百米的路段上，我次第经过：一片正在修建的工地。一所不起眼的小学。一段似乎废弃了的铁轨。一些拥挤而零乱的民居。几家半掩半开的商铺。——无论如何，眼前的安宁与琐屑都无法和那场关系到一座城市和一个王朝命运的战事联系在一起。

　　然而，史料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就是在这里，740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江水暴涨，上百只战船载着3000名敢死队员，顺流而下，直入汉水。他们，试图拯救一座被围困了数年的孤城，试图拯救一个半壁江山岌岌可危的偏安王朝……

　　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

　　3年过去了，李曾伯依然对往事记忆犹新。那是他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1254年正月初一，新年伊始，李曾伯来到襄阳城外，令人在一方平整的石壁上刻下一篇铭文。

　　七百多年过去了，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经导航指引并询问路人，我来到摩崖石刻前。

　　那是岘山之麓，檀溪之滨——檀溪，就是刘备依附刘表时，遭到蔡瑁暗算，仓皇间骑着的卢马跃过的那条小河。崖壁上，斧削般地平整出20平方米左右的岩面，刻写着11行计79个大字。如今，人们把它称为李曾伯纪功铭。

　　李曾伯要纪的功，是从蒙军手中收复襄阳并重建。纪功铭由序和铭两部分组成。序说明了勒石的原因：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奉天子命，调都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岘。

　　之后，是铭文正文——其铭曰：壮哉岘，脊南北。繄墉壑，几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雄壮的岘山啊，你是南北之间的脊梁。坚固的襄阳城啊，你经历了多少陵谷之变。圣主英明决策，毅然将襄阳收复。千秋万载，它都像屏障一样保护大宋。

　　生活于南宋中晚期的李曾伯遭逢的，是一个兵连祸结的乱世。偏安南方的南宋先后与强大而暴虐的金国及蒙古为邻，战争的硝烟经年不绝。

　　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便是蒙古的既定征服目标。四十余年间，除了因汗位更替外，其余时间，蒙古一直坚持不懈地兵锋南指。

　　南北对峙的地理特点，决定了宋蒙之间有三个主战场。最初，蒙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西线，即四川。忽必烈即位后改变策略，由西线变为中线。因为，他看到了灭宋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必须先占领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只有占领了它，才能彻底消灭南宋。

　　这座城市就是襄阳。

　　第一个向忽必烈建议灭宋必先取襄阳的，是一个叫杜瑛的隐士。那是1259年，忽必烈率军自河南南下攻鄂州，路过相州（今河南安阳）时，特意去拜访杜瑛。

　　杜瑛侃侃而谈。他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有三个，即法律、军队和粮食。“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而积弱的南宋，三者都极为缺乏，是即将灭亡的征兆。至于灭宋之法，他认为：“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

　　就在这一年，蒙哥于前线去世，忽必烈率兵北返争夺汗位，并于次年三月即位。即位之初，一个叫郭侃的汉将又上了平宋策，其见解，与杜瑛完全一样：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后来蒙军的灭宋路线，几乎与郭侃的建议完全相同。

　　不过，斯时忽必烈汗位未稳，还来不及把灭宋提上议事日程，是以主动派出郝经与南宋议和。几年以后，后方稳定，他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灭宋之战。这一次，兵锋所向，正是襄阳。

　　襄阳真的有那么重要，重要到它的得失竟关系到一个王朝的生死存亡吗？

　　明朝覆灭后，遗民顾祖禹毕30年之功，完成了一部考订古今郡县变迁与山川险要利害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

　　书中，顾祖禹指出，如就湖广而言，战略要地是荆州；如就东南而言，战略要地是武昌；如就整个天下而言，战略要地是襄阳。他认为，“盖天下之要领，襄阳实握之”。占有襄阳，进可以图西北，退可以固东南。因而，襄阳乃是“天下之腰膂”。

　　顾祖禹并非夸大其词。襄阳的腰膂意义，乃是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川险要决定的。

　　2019年夏天，我从北方漫游归川，自河南新乡南下襄阳。公路进入方城境内，原本一望无垠的华北大平原渐行渐远，窗外出现了连绵的山峰。我知道，我已来到著名的南襄隘道。

　　河南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是中国大地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交会处。在这里，伏牛山、桐柏山、大洪山和武当山围合出一片方圆2.6万平方千米的盆地。盆地北端是南阳，南端是襄阳，称为南阳盆地或南襄盆地。盆地西南侧，汉水斜斜流过；盆地内部，河网密布，并基本向南流往襄阳，注入汉水。南襄盆地位于中国腹地，古时称为天下之中。

　　南襄盆地以北，秦岭—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诸山首尾呼应，横亘于中国中部，是阻断南北交通的巨大屏障。幸运的是，山与山之间有一些缺口，成为古道的必经之地。方城境内，就有一个这样的缺口，缺口以西是伏牛山，以东是桐柏山。这个缺口称为方城垭口。从方城垭口进入南襄盆地，经南阳而抵襄阳，便是沟通中原和南方的捷径，称为南襄隘道。

　　历史上，南方的楚国北向争霸，大抵通过南襄隘道。为此，楚国在方城境内筑有连绵的长城。

　　尤其重要的是，襄阳往南，又是另一条古道的起点。这条古道称为荆襄驿道，从襄阳南下，经荆门抵荆州，以及更为辽远的南方。

　　这一点，严耕望曾说，“古代中国之疆域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体，而中隔秦岭、伏牛、桐柏、大别诸山脉，使南北交通局限于东西中三主线。西线由关中越秦岭西段，循嘉陵江入巴蜀。东线由河淮平原逾淮水至长江下游之吴越……中线由关中东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南阳）郡，再循白河流域，南下襄阳，复南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之荆楚。此南北交通之自然形态也。”

　　三条交通线路中，东线远在江淮，西线山高谷深，只有中线，相对来说道路平坦且位置居中，最为便利。许多时候，即便从四川到中原，人们也绕行中线。比如寄身川中的杜甫得知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后，计划返回故乡河南，一下子就联想到了作为必经之地的襄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经》中有一首缠绵悱恻的诗篇，作者想追求一个女子，却又深知不可能——因为，女子不是人，而是神，汉水的女神。作者感叹，就像宽阔的汉水不可能游过去一样，汉水的女神，也是不可能追求得到的：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

　　历史上，江河淮汉并称。究其实质，长江、黄河和淮河都是独立入海的大河（淮河汇入长江，是后来的事），而汉水只是长江的支流。但是，汉水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更在于黄河和长江都是自西向东流淌，汉水却自西北向东南而来，从而成为沟通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捷径。汉水及支流流经陕西、河南和湖北，迂回曲折的汉水水系乃是深藏于千山万岭之间的隐秘通道。

　　襄阳，便位于汉水中游的唐白河汇入处。也就是说，就水路而言，从襄阳出发，既可溯汉水直达陕西，也可顺汉水进入长江，还可逆唐白河进入中原。就陆路而言，襄阳是南襄隘道和荆襄驿道的联接点，控制了它，也就控制了南北交通大动脉。水陆枢纽的便利，为襄阳赢得了南船北马交集地的美誉。张九龄认为，“江汉间，州以十数，而襄阳为大”；顾祖禹则说，“（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

　　夏日午后，襄阳极为闷热，惟有穿城而过的汉水，江流如带，不时吹来一丝微风。顶着一头烈日，我登上了襄阳城楼。

　　襄阳城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春秋时的楚国。那时，它是楚国北方的一个军事渡口，称为北津戍，其地在今天襄阳西南的真武山麓。汉代，朝廷在此设县。因其地处襄水之北，故名襄阳（古人把山南水北称为阳）——岁月流逝，原本可以行船的襄水后来改名襄渠、南渠，渐渐沦为一条漂满垃圾不为人知的下水道。

　　传统观点则认为，最早的襄阳城，系东汉末年刘表修筑，其地址从汉代至今一直未变。但也有人认为，襄阳的城址有过变动，只是变动不大。我们今天看到的襄阳城楼和城墙，大体系明清所建。

　　我登上的是襄阳北门城楼，城门上大书：北门锁钥。站在宽阔的城墙上，几十米外便是静水深流的汉水。

　　历朝历代，为了牢牢地控制襄阳这个战略要地，都会对襄阳城进行修缮与加固。更加得天独厚的是，汉水自西北而来，绕着襄阳城划了一道巨大的弧线，从襄阳的北、东、南三面流过。汉水和西南的岘山诸峰一道，围出一个长约10里、宽约6里的长方形小平原，襄阳城就坐落于平原东北角的汉江之滨。古人称之为“岘山亘其西南，汉水萦其东北”。它以湍急的汉江作北部天堑，以西南群峰为自然屏障，再凿开东、南、西三面护城河，与汉水相沟通，从而形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为了争夺铁打的襄阳，白起、孙坚、关羽、岳飞、李自成、张献忠等风云人物都曾在此鏖战——据统计，自古至今，发生在襄阳的战事多达170余起。

　　站在临汉门城楼遥望，汉水北岸，楼宇林立，街道纵横，一派繁华景象。那里，就是襄阳下属的樊城区，它与襄州区和襄城区一起构成了襄阳主城区。当年，关羽利用滔滔洪峰，水淹曹军并攻占樊城，引得中原震动。古代，樊城与襄阳是隔水相望的两座城市——两座城市互为犄角，彼此呼应。攻襄阳则樊城应，攻樊城则襄阳应。宋元鼎革之际，一座长长的浮桥架设于汉水上，将两座城市联结在一起。一大一小两座城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它们的命运也被浮桥联结在了一起。

　　话说天下大势

　　正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所说的那样，天下大势，乃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公元10世纪初，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轰然倒塌，到13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其间的三百多年，之前是七十多年的五代更替，十国割据；之后则是近三百年的南北对峙。

　　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赵构南逃，于临安（今杭州）称帝，是为南宋。此后，尽管金军多次南侵，宋朝也挥师北伐，但二者的势力大体相当，谁也无法真正吃掉谁。

　　1206年，在距金国首都中都（今北京）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极为遥远的蒙古高原，发生了一件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可惜，此时的金人与宋人，对此均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兵戈四起的大动乱年代即将来临。

　　这一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拥戴铁木真为大汗，称为成吉思汗，标志着蒙古政权正式建立。

　　此后，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率领下，东讨西征，所向披靡。当时，中国境内及邻近地区有几个同时存在的政权，即南方的宋，北方的金，蒙古高原的蒙古，中亚的西辽，以及宁夏、甘肃一带的西夏和云南的大理。

　　1218年，蒙古首先灭掉西辽，接着西征中亚及欧洲，灭花剌子模，大败斡罗思及钦察诸部。1227年，灭西夏（成吉思汗即死于征西夏途中）。随后两次西征，建立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其间，蒙古没忘继续攻打金国。为避蒙军锋芒，金宣宗不得不把首都从中都迁到南京（今河南开封）。

　　其时，宋、金、蒙三国中，蒙古最强，宋次之，金再次之。依据三国鼎立的经验，三者中弱小的二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避免被各个击破。金虽弱，但处于宋、蒙之间，正好作为宋朝的屏障与缓冲。

　　然而，南宋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措施：联蒙灭金。

　　1232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派使臣来到临安，向南宋提议联合灭金，并许诺灭金后把河南划给南宋。

　　联蒙灭金引发了南宋朝野热议，大多数人表示支持。金与宋不仅是百年来的世仇，靖康之耻更像宋人心灵深处永不愈合的伤口。况且，金国在遭到蒙古不断蚕食后，不敢北向夺回失地，反而多次南侵，企图从南宋得到补偿。甚至，金哀宗一度打算从南宋夺取四川，以期迁都。也有少数人认为，宣和年间，宋与金联手灭辽，却引得金军南下，掳走二帝，占领中原，惨痛的教训不能不防。比如大臣乔行简就持此议。他认为，审时度势，当下应支持金国，让金国作为抵挡蒙古的前锋。

　　然而，在大多数人都主战的狂热情绪下，乔行简的声音不仅微弱，而且不合时宜——激愤的太学生们提出：杀乔行简以谢天下。

　　当是时，南宋皇帝为29岁的宋理宗。宋理宗出身于皇室远支，因缘际会，非常意外地坐上了皇位。他在位长达40年，并努力想有所作为。然而，这位梦想中兴的君主，不但没能实现帝国中兴，反而将它带入了不可挽回的深渊。

　　1234年，蒙宋联军伐金，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失陷，金哀宗自杀，金亡。宋朝大将孟珙带着金哀宗的部分尸骨回到临安，理宗将其献祭于太庙，以此告慰列祖列宗。百年国耻得以洗刷，南宋上下一片欢腾。

　　宋蒙联军灭金后，蒙古并未将河南划给南宋，而是只交付了陈、蔡数州。对此，南宋被迫接受。不久，蒙军主力北撤。要不要趁此机会进军河南，恢复失去已久的中原？宋朝上下面临又一次重大选择。

　　乔行简、真德秀等人均认为，已被战乱破坏的中原无法提供粮草，加上宋军骑兵少，机动力差，即便占据了河南也无法守卫，而且还会给蒙古南侵的借口，不能轻举妄动。

　　但是，渴望中兴的宋理宗乾纲独断，令赵葵和全子才率军北上。端平元年七月（1234），全子才抵达汴京。这座昔年的北宋都城，曾是一座人口超百万的繁华大都市，然而多年战乱摧残后，人口仅余数千，废墟满目，白骨盈野。

　　几天后，宋军西进洛阳。岳飞等人梦想了半生的恢复中原的理想，竟然神奇而又轻松地实现了。这一事件，史称端平入洛。

　　然而，正如乔行简和真德秀等人指出的那样，久经战乱的河南，不论开封还是洛阳，都是民不聊生的荒州废郡，根本无法提供大军所需口粮。更要命的是，蒙军虽撤到黄河以北，却未远走。当宋军进入洛阳后，元军立即渡过黄河，将洛阳和汴京的宋军切断。缺少粮食的宋军饿着肚皮应战，终于被蒙军各个击破。

　　八月初，宋军将士伤亡过半，大批辎重被弃，不得不狼狈撤回宋境。端平入洛就这样昙花一现地空欢喜一场。宋理宗不得不下罪己诏，自我批评“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蒙古使者赶到临安，指责宋朝背信弃义。短暂的蜜月终结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事实上，即便宋军遵守与蒙古的约定，没有进据河南，蒙古同样会南侵。

　　早在1222年，一支蒙军攻打金国凤翔，久攻不下，便翻山越岭，突袭了金宋边境的凤州。这是蒙古侵略南宋之始。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前，留下遗嘱令他的继承者“假道宋境灭金”。当年，蒙军进攻宋朝边境，宋军丢失关外五州三关，史称丁亥之变。4年后，蒙军再次攻宋，以武力假道宋境，深入陕西南部及四川烧杀抢掠，史称辛卯之变。

　　1234年，端平入洛失败后，宋蒙之间的边境大致就是从前宋金分界线，即西起大散关，向东沿秦岭—淮河一线，直到东海。如同前面所说，严耕望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南北交通有三条线，宋蒙之间的战场也有三个，即四川、荆湖和两淮。

　　大约缘于端平之前的几次侵宋，蒙军多以自西北进攻四川为主，忽必烈之前的窝阔台汗到蒙哥汗，其用兵的主战场也选择四川。占据四川后顺江而下，消灭南方政权早有先例。比如秦灭楚，比如晋吞吴，无不从四川入手。

　　但是，当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大多数地区都被蒙军攻占，宋将余玠却利用四川的地形特点，在长江流域靠近江河的险要山地，修筑了数十座城堡，创造出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这些城堡“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积粮，为必守计”，它们各自独立，通过江河或官道联系及互助，从而顽强抵抗蒙军达数十年之久。

　　四川这些据点久攻不下，令蒙军十分头痛，于是采取了另一策略：斡腹计。也就是正面牵制，侧面迂回包抄。这是蒙军非常擅长的作战手法，一说从蒙古人围猎中得到启示，一说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人、金国降将郭宝玉筹划。

　　蒙军打算通过吐蕃（今西藏）攻占大理（今云南）以及安南（今越南），再由南向北迂回到今天的贵州、四川以及广西和湖南。1253年，蒙古灭大理。1255年，蒙军由云南北上四川，与川北蒙军夹击四川，却以失败告终。1258年，蒙军又由云南攻入广西。次年，进一步深入到潭州（今长沙）。但是，斡腹计依然未能奏效。就在这时，蒙哥以大汗之尊竟也死于四川钓鱼城下，蒙古王公们为争汗位，纷纷撤军。

　　1260年春天，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即汗位。忽必烈登基后，决定调整灭宋之策。他和他的谋士们都注意到了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此前，这座城市并未受到蒙古的特别关注。

　　那就是襄阳。

　　六载围城

　　宋蒙长达40年的生死博弈中，南宋比蒙古率先一步认识到襄阳的重要性。1236年，蒙军攻打襄阳，驻防襄阳的一支刚投降宋朝的原金国军队哗变，蒙军轻易就占领了这座“城高池深，甲于西陲”的重镇。

　　万幸的是，大肆抢劫一番后，蒙军主力北撤，只留少量军队镇守。可怜原有10万居民的繁华城池，经此一劫，大半沦为废墟。1239年，孟珙趁蒙军攻打四川和两淮，将襄阳夺回。

　　作为南宋晚期名将，孟珙向宋理宗建议抽调重兵驻守襄阳，他说，“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由于四川及两淮吃紧，宋理宗无暇顾及。孟珙死后，襄阳再度为蒙军所占。

　　1251年，李曾伯就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相当于中部战区最高军政长官，他派兵收复了襄阳及对岸的樊城。李曾伯是继孟珙之后，又一个清醒认识到襄阳对南宋重要意义的关键人物。他向朝廷提出六点建议经营襄阳，朝廷全部同意。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派出近3万将士，耗时数月，修补或重筑了襄阳及樊城城墙。竣工后，襄阳城墙周长9里，樊城城墙周长4里半。3年后，当李曾伯调往四川时，襄阳已有6000以上居民。这座多次遭受兵火毁坏的城市，又像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慢慢恢复了生机。

　　然而，更为残酷、更为漫长的战火却在前面等着它。

　　襄阳城东的汉水对岸，是一线连绵的山峰，那就是著名的鹿门山。鹿门山上，林木遮天，野花摇曳，一派清幽景象。诸葛亮的好友庞德公以及唐代诗人孟浩然和皮日休都曾在此隐居。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都为它写下过不少诗篇。

　　宋蒙战争之际，秀丽的鹿门山变成了刁斗相闻的军营和杀声震天的战场。只是，荏苒的时光像一块抹布，早已抹去了战争的残留——鹿门山上，我看到了鹿门寺、八角井、暴雨池等诸多景点，惟独没看到与襄阳之围有关的遗迹。

　　襄阳之围，蒙军指挥官是刘整和阿术。

　　刘整这个人，如今并不知名，却是蒙古灭宋，尤其是蒙古破襄阳的关键人物。刘整本是金国将领，后投奔南宋，其人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他曾是赵方的部下，赵方临终前对儿子赵葵说，“刘整才气横溢，汝辈不能用，宜杀之，勿留为异日患。”

　　由于屡立战功，刘整遭到多位上司和同僚的忌嫉甚至暗算，气愤难当之下，他向蒙古投降。——事实上，宋蒙战争开始之际，双方兵力大体相当，但南宋之所以一败再败，终至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员互相拆台，或见死不救，或落井下石。一句话：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1267年，刘整朝见忽必烈，他向忽必烈提出，灭宋“宜先从事襄阳”。他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此外，他还建议加强水军建设。忽必烈都深以为然。后来，忽必烈任命他为都元帅，与阿术共同领军攻襄，他本人也成为蒙古水师的缔造者。

　　蒙军深知襄阳易守难攻，便采取了围城打援的策略，不求一时攻破，而是寄希望于长久围困，再慢慢拿下孤城。这也是忽必烈亲自制定的八字方针：久围缓攻，待其自降。

　　包围襄阳的同时，蒙军派出分队进攻周边的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和复州（今湖北天门）等地，扫清了襄阳外围。及后，又在襄阳周边的鹿门山、白河口、万山、虎头山、鱼梁洲等地，修筑了不少城堡。到1269年，襄阳和对岸的樊城已陷入蒙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成为孤城之前，城里城外的宋军主动发起过多次进攻，希望能够保证两座城池与外界的联系。不幸的是，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1270年春，汉水汛期，蒙军修筑于江畔的城堡大多被江水淹没。趁此良机，宋军增援部队得以将大批急需物资送进襄阳。次年夏天，又一次汛期时，宋军故技重施。然而，当范文虎率10万水师溯流而上，进至鹿门山下江面时，原本擅长陆战的蒙军在刘整的训练下，已调教出一支强大的水师。两军相接，宋军竟大败而还。从那以后，宋朝丧失了救援襄阳的能力，襄阳的丢失已是早晚之事。

　　当时，宋朝方面负责中部战区的最高长官是李庭芝（李曾伯早已调离），固守襄阳的是吕文焕，而范文虎则是只听命于奸相贾似道的高级将领。范文虎以及夏贵、高世杰等人，为了保存实力，“莫能并力，坐视而已”。尤其是范文虎，根本不听李庭芝号令。

　　今天的团山是襄阳樊城区下辖的一个镇，我寻访过的清河就从团山流过。它也是当年关羽大战曹军的主战场。回到宋蒙之际，如今楼宇林立、街市喧闹的团山，那时还是杳无人迹的荒山野岭，而清河，那时叫清泥河。

　　1272年，襄阳已被围4年多，各种物资中，除了粮食还有存储外，食盐和布匹极为缺乏。为了援助襄阳，李庭芝招募了一支3000人的敢死队，领头的两人叫张贵、张顺。敢死队在清泥河上游打造了100条轻型战船，每船能载30名士兵和一袋盐、200匹布。

　　五月，江水暴涨，李庭芝令二张行动。临行前，二张向敢死队员训话：此次进军，有死无生。你们要是有谁不是心甘情愿跟随我的，请马上离开，不要坏了大事。敢死队员听罢，“人人感激思奋”。

　　这支小小的船队乘着潮水，顺流而下，很快抵达团山附近。两天后的夜里，敢死队以红灯为号，由张贵当先，张顺殿后，从清泥河驶入汉水，再溯流而上，向元军冲杀（蒙古已于上一年建国号大元，蒙军相应称为元军）。奋战一夜后，黎明时分，敢死队冲到了襄阳城下，并带着大批物资入城。

　　清点敢死队员时，人们发现在队伍后面掩护的张顺不见了。几天后，有一具尸体溯流而上，穿着甲胄，捏着弓箭，身上中了四枪六箭。视其面容，怒气勃勃，正是阵亡的张顺。——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张顺，就是《水浒传》里浪里白条张顺的原型。

　　张贵进城后，协助吕文焕守城。1272年九月，他派了两个水性极好的士兵，用蜡丸把文件密封后藏在头发里，潜入汉江。遇到元军在江中布列的障碍物，就用锯子锯断，得以将文件顺利送到郢州（今湖北钟祥）。驻守郢州的系宋将范文虎，文件中与范文虎约定，双方按期出兵，夹击元军。

　　那两个水性极好的士兵，不仅把文件送到了范文虎手上，还再经汉水潜回城中向张贵复命。

　　到了约定日期，张贵率部冲破元军水师封锁，进抵汉水中的龙尾洲。然而，范文虎爽约了。孤军深入的张贵寡不敌众，部属几乎全部战死。张贵身中数十枪，力尽被俘，为元军所杀。

　　元军杀死张贵后，令4名士兵抬着他的尸体来到襄阳城下，向城上高喊：“你们认得张贵吗？看吧，这就是他！”守城将士无不悲愤痛哭。吕文焕命人将4名士兵斩首，厚葬张贵，并立庙祭祀二张。

　　吕文焕和张贵企图打通襄阳与郢州水上通道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而宋朝上下，业已对救援襄阳丧失了信心。

　　岁末，张弘范向阿术建议：夺取并烧毁联接襄阳与樊城的浮桥，再各个击破。——张弘范就是后来擒获文天祥，并在崖山海战中逼得陆秀夫背负幼帝跳海自尽的元军名将。

　　襄阳和樊城互为犄角，唇齿相依。当浮桥被烧毁，汉水为元军控制后，城小兵弱的樊城首先遭遇灭顶之灾：元军调来回回炮向樊城猛烈轰击。

　　樊城城破后，统制牛富率数百残兵巷战，身负重伤，跳入火中自焚而死。牛富本是吕文焕手下，此前协助吕文焕守襄阳，后来调守樊城。守樊期间，他生怕吕文焕失去信心，多次写信后用箭将信射进襄阳，“相与固守为唇齿”。牛富手下将领王福见牛富自尽，长叹说，“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也跟着跳进火里。

　　元军占领樊城后，实行了野蛮而血腥的屠城，大批民众哭着喊着死于元军刀枪之下或是被赶进烈火之中。隔着汉水，吕文焕等人能清楚地看到北岸的樊城火光烛天，能清晰地听到民众绝望而惨烈的哀号，无计可施的吕文焕和众将士只能跟着一起痛哭。汉水两岸的哭声，仿佛是在为一个即将陨落的王朝送终。

　　樊城落入元军之手后，襄阳更加风雨飘摇。其时，这座已坚守近6年的孤城，外无救援，内虽有粮食，但“衣装、薪刍断绝不至”，守军只好“撤屋为薪，缉麻为衣”。作为襄阳最高军政长官，吕文焕每次巡城时，无不南望恸哭。然而，南边，再也不会有任何一支援军出现了。早春时节，江风吹雨，寒鸦悲鸣，昏黄的夕光淡扫在伤痕累累的角楼上。孤城紧闭，伤兵在低声呻吟，老弱在压抑抽泣，天地间是一片改朝换代前的恐惧和凄凉……

　　对吕文焕几番劝降未果后，1273年二月，元军加紧对襄阳进攻。回回炮再次显示了它在冷兵器时代的可怕威力：“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诸将多逾城降者”。

　　所谓回回炮，又称西域炮、巨石炮，是一种以机抛石的武器，能发射数百斤重的巨石。元军所用回回炮，系忽必烈召回回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督造而成。襄阳之围，回回炮一战成名，从此得名襄阳炮。

　　元军再一次对吕文焕劝降，并向他保证绝不屠城，同时还保证他本人的荣华富贵。山穷水尽之际，樊城的末日景象动摇了吕文焕宁为玉碎的决心，他终于艰难地决定：投降。

　　吕文焕部将范天顺宁死不降。吕文焕出降时，他大呼：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之后，自缢殉城。有意思的是，范天顺乃范文虎的侄儿，叔侄二人的选择，可谓判若云泥。

　　襄阳既失，南宋半壁江山大势已去。对此，宋度宗在诏书中哀叹：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次年，年仅35岁的宋度宗在忧惧中去世，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了身后的孤儿寡母。

　　宋度宗死后，尸体还来不及下葬，元朝已经发动了对南宋的总攻。

　　襄阳丢失后，南宋原计划退守到长江一线，凭借天险划江而治。然而，襄阳的陷落，意味着天险不再：20万元军集结襄阳，以伯颜为统帅，兵分三路。东路出枣阳，西路出老雅山（今湖北南漳境内），中路由伯颜亲领，从襄阳水陆并进，直取郢州、复州，进而占取战略要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至此，长江已为元、宋共有。

　　占领鄂州后，伯颜留下小部队扫荡荆湖，自率主力顺江而下。长江沿岸的军事重镇黄州（今湖北黄冈）、蕲州（今湖北蕲春）、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池州等地守将，要么一触即溃，要么举城投降。

　　长江防线失守，宋室朝野震动。为此，南宋集结水陆兵力，屯驻于今天的芜湖和铜陵一带。然而，尽管宋朝几乎倾全国之力，但丁家洲一战，宋军再次大败，水陆主力几乎全部丧失。丁家洲之战后，元军兵不血刃，占领临安门户建康（今南京），随即分兵四出，攻占或招降周边郡县，并对临安形成包抄之势。

　　1276年正月十八，元军三路大军会师于临安郊外皋亭山，南宋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最后关头。百般委屈求和仍被严词峻拒之后，6岁的小皇帝赵显在祖母和母亲的主持下举国投降。南宋至此而亡，享国150年。

　　对于吕文焕降元，有道德洁癖的人常把他骂作汉奸。但宋元巨变的亲身经历者、南宋遗民诗人谢枋得说了几句公道话：文焕守襄六年，古无有也，势穷援绝，遂失臣节。议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

　　次年春天，又逢江南杂花生树、群莺乱发的美好季节，小皇帝及其主要亲属在元军押解下远赴大都（今北京）。靖康年间的历史悲剧，又一次凄凉重现。正是：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

　　著名诗人孟浩然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他半生的光阴，都在襄阳度过。鹿门山、岘山以及汉水中的鱼梁洲，都是他诗酒点染的旧游之地。而在孟浩然身后五百年的蒙元之际，美丽的山水都陷于兵火。

　　山雨欲来的夏日午后，我登上了孟浩然无数次登临的岘山。远眺汉水，澄江似练；江风劲吹，万木含愁。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孟浩然在这里写下的不朽诗篇：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主要参考书目：《宋史》《元史》《续资治通鉴》《唐宋史料笔记》《读史方舆经要》《唐代交通图考》《襄阳印记》《南宋行暮》《南宋末三帝》《细说宋朝》《中国历史地图集》

　　作者：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