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感染了病毒，我就一个人待一个房间，饭菜让家人送到房间来。我自己戴口罩，和家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那和在医院隔离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通过眼结膜传染。如果一种传染病能通过结膜去传染，那是灾难性的，我们医务人员都会被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的病原体，1月10日才公布，到现在才两个星期，这么短时间，你指望检测试剂大量研发和生产出来是强人所难的。
他（管轶）说感染规模是SARS的十倍。他在武汉待了多久？两天。我从（1月）9日来到武汉，已经待了半个月了，我都不敢说这个话。
蒋荣猛。
2020年1月24日，除夕，医生蒋荣猛一直忙碌到新年钟声敲响前的最后一刻。
蒋荣猛是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国家传染病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2003年SARS疫情中，他被抽调到北京市相关指挥部，负责甄别全市的SARS疑似患者。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蒋荣猛也是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组成员。
自从1月9日来到武汉，蒋荣猛几乎每天都这样度过：白天走访医院，晚上参加专家组会议。1月24日考虑到是除夕，会议时间提前，蒋荣猛才在晚上抽空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连线采访。
蒋荣猛表示，新型冠状病毒不太可能通过眼结膜感染，同时也建议轻症患者可以居家隔离。“但我说的不一定对，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专家组。”
居家隔离并非权宜之计
南方周末：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发现，一种抗艾滋病毒药物对新型肺炎有效。它的原理是什么？
蒋荣猛：抗HIV病毒药物中有一种蛋白酶抑制剂，过去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它可能对冠状病毒有一定效果，但是没有结论。这次暴发的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而且现在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所以有的人认为这种（抗艾滋）药物可能是有效的。
它的原理很复杂。简单来说，一种病原体，不管是HIV、冠状病毒还是流感病毒，一定要借助一个受体才能进入细胞进行复制。药物分子由很多基团组成，有些基团能和特定病原体的受体结合，阻止病原体去感染细胞。如果基团结构具有相似性，就可能发挥替代作用。
南方周末：那这种药物是否可以广泛应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治疗？
蒋荣猛：目前还没有证据。中医讲求个案，如果给病人开一种药，结果治好了，就认为这种药物是有效的。但现代医学讲求医学证据，如果要证明一种药物有效，要做临床对照试验。
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特效药，所以现在有必要拿一些过去认为可能有效的药物去做验证，这是可以的，但并不代表它一定有效。包括国家诊疗方案中提及的一些药物，其实不叫推荐用药，是“试用”。既然都是上市药，比较安全，现在面对新病毒没辙了，我们就尝试一下。
南方周末：协和教授张劲农建议轻症患者居家隔离，引起一些争议。这个建议是不是基于现有医疗资源不够的权宜之计？
蒋荣猛：不好这么说。我也建议轻症病人居家隔离。
轻症的疑似病人不需要太多的医疗手段，但需要单人单房隔离，不能和确诊的病人隔离在一起，也不能两三个疑似病人一块隔离增加感染风险。即便医疗资源充足，有足够的病床和医务人员去隔离轻症疑似病人，也要考虑这样的隔离范围太广，医疗资源消耗太大。
假如我感染了病毒，我就一个人待一个房间，饭菜让家人送到房间来。我自己戴口罩，和家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那和在医院隔离的效果是一样的。
不要觉得隔离很神秘。隔离不外乎几种手段，我在家住单独房间，戴口罩，那就是屏障隔离了。传染病主要是通过咳嗽、打喷嚏的方式把病毒往外扩散，我和家人保持距离，就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人。
当然，居家隔离要加强管理和症状监测，避免传染家庭成员，这些都需要措施跟进，需要有专业人员给建议，不是把人搁在家里不管了。
南方周末：医院已经负荷很重，能否抽出人手对居家隔离进行管理？
蒋荣猛：传染病控制的特点是群防群治、群专结合，不能只靠专业人员，每个人都要参与。老百姓不配合，这个活是干不下去的。
不太可能从眼结膜感染病毒
南方周末：呼吸科专家王广发分析自己可能是从眼结膜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这几天很多公众都在抢购护目镜。公众从眼结膜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大吗？
蒋荣猛：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我自己做传染病（诊疗）25年，接触的传染病多了，不管是埃博拉、鼠疫还是SARS，我都经历过。通过结膜去感染这些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如果一种传染病能通过结膜去传染，那是灾难性的，我们医务人员都会被感染。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戴防护眼镜去上班的，一般是分层分级去做防护。比如我今天去了五家医院，我从发热门诊里病人候诊区穿过去，看医生护士的诊断情况，那我就戴了一个外科口罩。如果这种病能通过结膜传染，那我也逃不了。
在发热门诊工作的医生护士，按照国家要求的防护级别，就是外科口罩、一次性隔离。什么情况下会用到防护眼镜？比如给病人做气道检查、气管插管，和病人距离非常近，病人可能咳嗽、打喷嚏，把病原喷到我们脸上、眼结膜上，那要戴护目镜保护一下。
南方周末：你在武汉这些天，观察到公众存在哪些防护误区？
蒋荣猛：我在武汉街上看到很多人戴口罩，其实在大街上没必要戴口罩。这是个开放环境，即便有病原体也被稀释了，不足以感染人。你戴口罩防雾霾可以，防病毒没必要。
我们一般建议什么时候戴口罩？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因为人多、不通风，可能有病原在你周围，那戴口罩是必要的。还有病人去医院看病要戴口罩，因为你咳嗽、打喷嚏，可能对别人造成感染。
还有一个误区，我发现很多人戴口罩的方式不正确，那戴了没用。
提高检测试剂性能需要时间
南方周末：有媒体报道武汉现在存在新型肺炎确诊难的问题，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蒋荣猛：这个问题我无法评论。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的病原体，1月10日才公布，到现在才两个星期，这么短时间，你指望检测试剂大量研发和生产出来是强人所难的。
正常情况下，一种检测试剂从认证到上市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它最主要的两项指标是灵敏度和特异性。灵敏度是指能把可疑对象筛选出来，100个病人里面能筛选出90个，那它具有90%的灵敏度。如果它只有20%的灵敏度，那不是害人吗？80%的病人给漏掉了，这些病人还都有传染性，这样的检测方法是不能接受的。还有特异性，比如用这种方法检测出来的人，90%就是得这种病，那可以；如果只有20%的特异性，那也不行。
提高灵敏度和特异性，这是需要时间的。对于一个新病原体，想短期内拿出一个很好的东西（检测试剂）来是不现实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的效果，现在需要多家机构平行验证。这不是开玩笑的，要是弄错了，把不是这种病的人搁到隔离病房，或者把是这种病的人放走了，那都是不负责任的。
南方周末：有专家说儿童和年轻人不易感，这个结论靠谱吗？
蒋荣猛：要下这个结论需要做社区监测，通过病人来得出结论是不客观的。如果你见到100个病人，里面90个是成年人，就认为儿童不易感，那这个结论是片面的。也许儿童感染了不发病，或者感染了不来看病，或者重症死亡没来得及诊断，都会导致你的观察结果发生偏移。
就像SARS的时候，有人说发现吸烟的人不容易得SARS，那其实是因为感染SARS的很多是医护人员，而医护人员生活习惯比较好，不吸烟。这就是结果的偏移。
南方周末：香港大学病毒学研究专家管轶估计，这次感染规模会是SARS的10倍起跳。你怎么看？
蒋荣猛：他在（1月）15日接受过一次采访，那时他还没来武汉，就表达了乐观判断。到（1月）23日再接受采访，他说感染规模是SARS的十倍。那中间他在武汉待了多久？两天。
我从（1月）9日来到武汉，已经待了半个月了，我都不敢说这个话。
南方周末：那么这半个月中，你对武汉疫情的判断有没有发生变化？
蒋荣猛：我是临床医生，不是做流行病学的。我没有全面数据，也没有模型，我不能下结论。
记者：谭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