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26日《南方周末》）

　　即使装备日新月异，但对阅兵筹划的严密、受阅官兵训练的努力，却是一以贯之。

　　每一位参阅官兵，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无论是身体外形、面部表情，还是自身形象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40秒不眨眼，军姿1小时不晃动、2小时不变形，长达3小时军姿耐力练习，还有每天将近1000次拍枪和呼号发声练习，这些都是常态训练。“由于训练量大，队员们每天都要吃5顿饭补充能量，也就是靠着这3顿正餐和2顿间餐维持体力。”

　　2019年9月22日晚，北京长安街特殊的烟花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据《大公报》报道，各色烟花从22日晚11时50分开始冲向夜空，先后六个阶段分批次燃放，部分烟花呈现“和平鸽”造型飞过天空，“70”“人民万岁”简体造型的烟花23日凌晨压轴亮相，每个图样两次绽放，成为当晚最吸睛亮眼的环节。

　　这是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第三次全流程演练的现场。据了解，此次演练庆祝大会仪式、阅兵、群众游行、联欢活动、转场及应急处置等6项内容，各类参演、观礼及保障人员达三十余万。

　　与往届阅兵相比，国庆70周年阅兵的规模和装备都“更上一层楼”。“本次阅兵将拿出最强阵容”、“规模将史无前例”，网络上猜测的声音不绝于耳。

　　2019年9月24日，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蔡志军少将表示，本次阅兵编为59个方（梯）队和联合军乐团，总规模约1.5万人，各型飞机160余架、装备580台套，是近几次阅兵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有幸参加阅兵，对我来说是毕生的荣誉。”李小霞对南方周末感慨。曾在2015年参加“抗战胜利日大阅兵”的她，正准备着人生中第二次阅兵。尽管她不能透露本次阅兵的具体信息，但回忆起2015年阅兵，她依然在言语中透露着兴奋。

　　即使装备日新月异，但对阅兵筹划的严密、受阅官兵训练的努力，却是一以贯之。在国庆70周年阅兵前夕，南方周末采访了2015年“抗战胜利日阅兵”中担负阅兵村保障任务的某师政委李洪，听他讲述当年大阅兵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阅兵人员层层筛选确保绝对合格

　　“阅兵在正式展开之前都是严格保密的，参阅官兵只会收到参与某一代号的通知。”李洪告诉南方周末，一般的阅兵式由徒步方队、装备方队和空中梯队三个部分组成，而国庆大阅兵后面还有军民联欢、游行活动等。

　　“阅兵的人员组成同样经过仔细考量。”李洪介绍，阅兵领导小组会根据各个军兵种的特色和历史进行人员抽调，原则是保证各个军兵种的全面性。

　　抗战胜利日阅兵中，唯一完全以女兵构成的方队——“白求恩医疗方队”在众多阅兵方队中特别亮眼。李洪告诉南方周末，增加白求恩医疗方队，是为了体现我军保障体系的完整性。此外，白求恩医疗方队展现了我军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李小霞便是抗战胜利日阅兵时白求恩医疗方队中的一员。李小霞2009年参军，当时她才18岁。“我的堂哥是一名退役军人，那时他总爱播放一些‘红色歌曲’。正值青春期的我，就在这些歌曲的感染下，凭着一腔热血决定参军。”也正是同样的一腔热血，让李小霞决心报名参加阅兵。

　　每一位参阅官兵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无论是身体外形、面部表情，还是自身形象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而比各种“标准线”更重要的，是能够接受高强度训练的体魄和毅力。李小霞坦承，自己身高1.65米，刚好达到方队要求的身高及格线，她并不确定自己能否选上。“我当时的想法是，无论如何我都得努力去尝试，结果最终我真的出现在长安街上了。”

　　在抗战胜利日大阅兵中，刘修鹤是舰空导弹方队的一名承载员，跟李小霞相似，他同样有着一个“阅兵梦”。“记得1999年，还在读小学的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观看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那时我就幻想着能参加阅兵，走过天安门。2009年入伍后，刚好在新兵连观看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身份的转变让我更加明白阅兵的意义。”

　　并不是每一位报名者都像李小霞那样，第一次就通过选拔。

　　周强（化名）原属某集团军的一名义务兵，他在初次选拔时未能选上，原因是他有“O形腿”，站立时两膝之间不能轻易并拢。为了保证队伍的整齐度，尽管周强训练刻苦，身体素质也基本达标，组织还是拒绝了他的申请。

　　“大部分官兵都把这种大型阅兵活动，视为自己军旅生涯中一项荣誉感特别强的任务。”李洪说。

　　为了克服身体上的劣势，周强每晚绑着腿入睡，只为将O形腿扳正。他在阅兵村的训练十分刻苦，“除了白天高强度的训练，为了实现军姿挺拔，他仍然坚持每晚绑着十字架。”经过一个多月的刻苦纠正，周强最终克服了腿形的问题，顺利通过了第二次选拔，成功进入阅兵村。

　　一个动作要重复千遍

　　选拔通过只是开始，受阅士兵还要经历长达大半年的训练。“通常一个小的动作，官兵们需要成百上千次的重复训练。”李洪说。

　　通过筛选的受阅士兵，会先在各自的单位进行基本科目的训练，历时三个月，训练相对集中和封闭。“此举主要是考虑训练的不确定性，有人会倒下，也有人被淘汰，在进入阅兵村前，能否真正走进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一切都是未知的。”李洪说。三个月的训练结束后，士兵们会进入阅兵村进行集中训练，一切由阅兵联合指挥部负责。

　　刘修鹤回忆，2015年开始训练时正值初春，他的方队在浙江某地集结训练，每天都要在沿海寒风之下，坚持10小时户外训练。进驻北京训练基地后，正值7、8月份的酷暑，训练枪背带上的铁扣，长期暴晒后温度特别高，隔着衣服仍然能将皮肤烫伤，为了不影响挎枪的感觉，他们只有克服疼痛，不垫纱布坚持训练。

　　阅兵训练比普通训练标准更高、要求更严。40秒不眨眼，军姿1小时不晃动、2小时不变形，长达3小时军姿耐力练习，还有每天将近1000次拍枪和呼号发声练习，这些都是常态训练。“由于训练量大，队员们每天都要吃5顿饭补充能量，也就是靠着这3顿正餐和2顿间餐维持体力。”

　　李洪向南方周末介绍，女兵方队的训练和男兵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会对她们增加微笑和礼仪的特殊训练，阅兵联合指挥部从人民大会堂请来礼仪仪态方面的专家，专门对其进行培训。女兵们在上场前会化淡妆，有些女兵为了呈现更好的形象，还会在脸上涂粉底以提高气色。

　　白求恩医疗方队并不属于徒步方队，官兵以在车辆上站立的形式接受检阅，因此她们训练最多的就是站立。李小霞回忆，在训练中她们要在烈日之下站立数个小时。“有一次我身体非常不适，在晕眩之下忍不住吐了。事后回想，我真的很佩服自己。”她还记得，有一次把一个鸡蛋打到车辆上的塑料椅上，“鸡蛋当场就熟了”。

　　大半年的封闭式训练下，受阅士兵除了面临着体能的挑战，也经历着心理的考验。

　　当初是在家人的鼓励下，史明艳决定参军入伍，但在被选入抗战胜利日阅兵参阅士兵后，却要对家人保密，只能含糊地说是在“参加某项任务”。训练期间，史明艳也会给家人打电话，但多数时候只能听家人谈他们的近况。

　　直到阅兵前夕，史明艳终于能够告诉家人自己的任务。“当妈妈知道我一直在为阅兵训练时，她话都说不流畅了。”史明艳回忆。

　　无法向家人倾诉，史明艳只能独自消化情感。幸运的是，她有着自己的爱好。喜欢画画的她，白天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晚上就用画笔抒发自己的情感，“对我来说，就像记日记一样。”最终在训练基地，她成功举办了一个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画展。

　　一般来说，徒步方队和地面装备方队都在阅兵村训练，而空中方队则在天津、河北和山东等地训练。李洪告诉南方周末，空中编队的训练基地都是军用机场，基地的选取既要不影响北京航空，还要考虑机动性。“空中方队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至少要有半个小时进行空中重新编队，在空中要有高度和方位的调整，因此不能距北京过近。”

　　抗战胜利日阅兵中，空中方队组成了“70”的字样，经过天安门广场上空。这项任务原定由歼击机、轰炸机、预警机等机种完成，但这些机种都有飞行速度太快的问题，不太适合在空中组建字样。

　　经过多次摸索，阅兵联指最终确定采用直升机进行字样组合。对空中编队的训练，经过了电子推演、地面推演和实践演练三个部分，“字样的编组十分考验官兵的协同能力，速度不能过快，应对紧急情况要反应及时。”李洪说。

　　有惊无险堪称完美

　　对民众来说，抗战胜利日阅兵在2015年9月3日上午9：00拉开帷幕，但对李小霞而言，阅兵早在凌晨就已经开始。她们在凌晨一两点开始集合、进行化妆，然后便赶赴天安门广场。

　　李小霞回忆，尽管那么早起床，但她却一点都没有迷离的感觉，反而充满着一股亢奋。“当我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我发现自己手脚全是冰凉的。”到达休息站后，白求恩医疗方队的成员稍事休息，还在群众面前跳了一次士兵健身操，唱了6首革命歌曲，然后列队等候阅兵正式开始。

　　那一刻终于来临，女兵们登上了急救车、中型运输车。尽管没有扶手，车队也多次加速和减速，但女兵却像钉子一样，钉在车上一动不动。这是大半年苦练站立的成果。

　　“向右看！”命令之下，李小霞把头转向天安门。她事后回忆，从上车、经过检阅台，再到军事博物馆，她在两个多小时里一动不动、目不转睛。“我听到周围有很多群众在欢呼，但我看都不敢看。”她回忆，“我是事后回看录像，才发现居然有那么多人。”

　　因为阅兵时无法分心留意四周，李小霞于是决定弥补这个“遗憾”。她后来故地重游，沿着自己当初阅兵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

　　李洪还跟南方周末讲了一个“小插曲”：与阅兵现场精彩绝伦、令人振奋的画面形成对比的是，在阅兵指挥大厅处，官兵们却紧张得满头大汗。“真是有惊无险！”李洪激动道。

　　检阅空中梯队训练效果的一项指标是“米秒不差”，也就是在预定的时间抵达预定空域，这很考验协同能力。

　　为了保证空中梯队能够顺利飞过天安门，在训练前期，阅兵领导小组就多次计算每一项流程花费的时间——上午9时接见外国元首，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习近平总书记讲话1678个字，1分钟讲200字，预估时间是8分钟，加上掌声和缓冲的时间，在这个环节一共预留了10分钟。

　　不过拉长的掌声，超出了原定安排时间。

　　那时，空中梯队早已在200公里以外集结完毕，编好队已朝天安门出发，如果无法协调好掌声超出的2分钟，“地面方队还没结束，空中方队可能就要扑过来”。

　　指挥大厅的官兵们焦急难安。所幸柳暗花明，外军方队在训练时一直都不太适应中国的音乐鼓点声，那天他们踏着鼓点走得很快，比预计时间提前了两分钟。正是节约的这两分钟，使得后面的流程一气呵成，衔接得天衣无缝。两分钟节省下来后，整个指挥大厅掌声雷动，大家激动地相互抱在一起。“在外界看来天衣无缝的阅兵，我们可真是捏了把汗。”李洪回忆。

　　军民一家保障阅兵成功

　　大阅兵要获得成功，民众和地方政府的配合也至关重要，警民联防和军地协同，共同确保了阅兵的顺利进行。

　　警民联防，就是充分发挥警察和老百姓的作用，保证阅兵的顺利进行。“北京的‘朝阳大妈’一直都很有名气，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尤其是在阅兵这种大型活动时。”李洪笑着说。

　　李洪向南方周末分享了一个故事。他所在的师有个军营服务社，服务社除了向军营供给物资外，还承担着往外送纯净水的业务。一名市民在往外送水时发现有辆出租车开得很慢，车上还有一个外国人探头探脑。平时阅兵村也有宣传，告诉市民有特殊情况时要上报，于是这名市民当即拨打了110，怀疑有人来刺探阅兵村的情况。

　　接到报警电话后，警察迅速调取视频监控，根据车牌号确定出租车，通过盘查后才发现是误会。“那个外国人是来旅游的，阅兵村周围也是著名的旅游风景区。”李洪说。他认为，这件事反映出北京的警民联防工作很到位，普通老百姓也将阅兵的保密工作视为己任。

　　“军地协同也是阅兵顺利进行的保障。”李洪介绍，抗战胜利日阅兵中，100%的装备是国产的，84%的装备都是首次展出，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装备在经过天安门时不能“趴窝”（军事专用术语，意为抛锚），所以需要军工厂随着装备进行保障。

　　为了确保安全，阅兵前几个月，所有外地牌照的车辆在进入北京高速路口前，都需要提前在所在省份办理进京牌照。在通过入口时，私家车司机需要下车打开后备箱，供相关部门检查。没有任务的军用车辆，进入到核心地带都需拥有特别通行证。

　　（文中李洪、周强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