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客户端转发了新华社旗下《半月谈》杂志的一篇文章，控诉“幼儿园‘花式收费’五花八门，家长敢怒不敢言”。幼儿园教育问题一直受到幼儿家长的强烈关注和诟病，加上两大中央媒体的威力，自然引起了对幼儿园“乱收费”的又一轮讨伐，网友纷纷要求对幼儿园收费加强管制，杜绝“乱收费”。

　　但是，对收费加强管制就能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吗？

　　入园难、入园贵，根源在于幼儿园供给少。根据教育部门统计，到2017年全国幼儿园共有25.5万所，在园幼儿4600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79.6%，其中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为44.1%，普惠性民办园的比例为26.5%。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公办幼儿园的学位占比更低，以广州为例，2018年，公办幼儿园在所有幼儿园中占比仅3三成，公办学前学位一位难求。笔者女儿去年入幼儿园时，对口的公办幼儿园只招收130多名学生，报名抽签的有800多人。小区内普惠园的报名和招生比例，因为没有户籍的要求，甚至比公办园还要高。

　　学位短缺，有人就呼吁政府加大投入，设立更多公办幼儿园。但是公办幼儿园的建设不是一夕可以见功的，也不能解决所有的幼儿入园问题。2018年11月中央发布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到2020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要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全国原则上达到50%。这意味着，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只能满足不到一半的幼儿入园需求。民办幼儿园（包括普惠制民办园）还要承担起一半多幼儿的学前教育职责。

　　在公办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幼儿园，通过市场的力量解决学位短缺问题，是很容易见效的事。有人认为将教育产业化，让资本可以从教育牟利，违背了教育的公益性，是幼儿园高收费的元凶。这种观念有待商榷。

　　教育的公益性，指政府有责任为最底层民众提供教育机会，这是为什么公办学校要坚持低收费甚至不收费的原因。但是教育不能排斥资本，只有允许资本投资教育，民众才能得到更优质、更有特色、更个性化的教育机会。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有很多民办学校靠其优质的特色教育，赢得了家长的青睐。有经济能力的家长，会更愿意花钱送孩子去这些民办学校。

　　至于民办幼儿园导致高收费的指责，更是不值一驳。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贵，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供应短缺。在完全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供应短缺导致价格高利润高，就会吸引更多资本进入，增加供应量，从而减少短缺情况，带来价格的降低。在自由竞争之下，任何行业的利润率都会趋近平均利润率，暴利只能是暂时的。

　　但如果通过行政许可，为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设置限制，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行政限制导致供应不足，价格高昂，而且由于缺乏竞争，商品生产或者服务提供者没有提高质量的动力。

　　现在不少地方对设立民办幼儿园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这些门槛从师资力量、办学规模到办学场地，规定得非常详细。保证幼儿安全和健康成长，对开办幼儿园设置一定的门槛，当然是必要的，但有些规定却不一定和幼儿安全和健康有关。比如有些地方规定，开办幼儿园必须有6个班以上，在园幼儿要达到180人以上。这些规定，抬高了社会资本投资幼儿园的门槛，使得幼儿园学位的供给严重受限，收费自然就高了。

　　如果降低门槛，让更多资本能够投资幼儿园，那就会增加供给，竞争之下，幼儿园收费就会下降，教育质量也会提高。事实上，为了满足日益紧张的幼儿就学需求，有些地方开始探索降低民办园设立门槛。广州市天河区2018年发布了微小型幼儿园开办指引，降低了民办微小型幼儿园的办学规模、生均用地面积对等指标门槛，使一部分不符合常规幼儿园开办条件的民办园可以合法运营。这让不少家长可以把孩子送到家门口的幼儿园上学。

　　除了设立有高门槛，各地政府还对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也有管制，幼儿园保育费等都要经过物价部门备案，普惠制幼儿园更是只能按照政府制定的标准收费，虽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但是和市场价相比也是远远不足的。过低的保育费无法满足成本和正常利润的要求，那幼儿园只好降低正常教育时段的质量，并通过开办各种另外收费的兴趣班来弥补。

　　政府对幼儿园的监管，应该更多放在对教育质量和幼儿身心健康安全的监管。其他的，交给市场去解决。

　　指望免费的午餐，那是不可能的。公办教育也需要投资，只不过投资人是政府，而政府的资金来源无论是收税还是收费，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说能够低价或者免费，其原因，一是可能质量低，二是薅其他羊的羊毛来补贴了。公办幼儿园就是如此，政府投资是利用了所有人缴纳的税收，但是只有有孩子上幼儿园的人享受到了服务，这对于那些没有孩子上幼儿园的人，其实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些受益人明确的服务，应该通过市场解决，谁受益谁付费，政府只负责对确实负担不起的那部分人进行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