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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巴尔虎之地

2018-09-03 08:35 来源:南方周末 王在田

  如果说中国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是群山汇集之处,那么蒙古大漠以北、贝加尔湖东南、大兴安岭以西的这片草原则是众水汇流之地,这里是最古老的蒙古部落巴尔虎人的故乡。千年以降,地貌山川变化不大,地缘政治却早已风云变幻。

  从伊尔库茨克坐火车去赤塔,全程约20个小时,其中有4个小时贴着晨雾弥漫几乎看不见湖水的贝加尔湖东行,随后沿注入湖中的色楞格河上溯至乌兰乌德,那是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府,东西伯利亚最大的蒙古人聚居地。再睡上一觉,天蒙蒙亮时这辆由莫斯科驶来的列车开进了终点站赤塔车站,完成了六千多公里的行程。

  赤塔,西伯利亚铁路曾经的大站

  赤塔如今是西伯利亚铁路线上一座不太起眼的城市,但在历史上曾经很有名,地理上也曾经很重要。1825年末,十二月党人起义爆发,去西欧与拿破仑作战见过了大世面的贵族军官们回到老旧残破的沙俄帝国,一心谋求变革,遂结党发动兵变,结果贵族革命派被贵族保守派镇压。大家都是通气连枝的天潢贵胄,不便把事情做绝,于是胜利者将失败者撵到西伯利亚的远恶军州任其自生自灭。

赤塔十二月党人马赛克。(王在田/图)

  贵族革命派的妻子们从上等人说法语下等人说俄语的圣彼得堡追随着被流放的丈夫们来到上等人说俄语下等人说布里亚特蒙古语的赤塔谪居,给这座外号“流放者的镇甸”带来了欧洲城市的气息。若是没有她们与他们之间不离不弃的伟大感情,今天的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称号多半会落到260公里以东的涅尔琴斯克头上——那是康熙为了腾出手对付入侵的准噶尔部,匆忙从大获全胜的雅克萨战场撤军,草草签署条约将额尔古纳河北岸划给沙俄的签约地,中国人称之为“尼布楚”。

  乌兰乌德与赤塔是西伯利亚中部通往蒙古与中国的两处交通枢纽。西伯利亚铁路在乌兰乌德分出一条支线,向南纵贯蒙古国,穿过首都乌兰巴托后在二连浩特进入内蒙古,在乌兰察布接入京包线通往北京——如果你注意到途中的三处“乌兰”,那是蒙语“红”的意思,乌兰乌德、乌兰巴托和乌兰察布分别意为“红门”、“红英雄”和“红崖”;在赤塔也分出一条支线,从满洲里进入内蒙古,横贯大兴安岭,经齐齐哈尔、哈尔滨和绥芬河抵达西伯利亚铁路的东部终点海参崴,又从哈尔滨向南延伸,经长春、沈阳、鞍山直达大连,一横一纵形成一个T字形,这便是中俄日三国曾为之反复缠斗的中东铁路。对于修建方俄国来说,中东路的横线可以大大缩短西伯利亚铁路东段沿着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绕行的里程,纵线则可以迅速把兵力给养投放到侵夺自中国的旅顺军港。因此,在新中国收回中东路之前,赤塔的地位远高于乌兰乌德,是西伯利亚铁路东段数一数二的大站。

  普京的政治导师索布恰克就出生于赤塔的铁路工程师家庭,直到苏联黯然失去对中东路的控制,他的父亲才离开赤塔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谋职。如果赤塔持续它的辉煌,那么这位后来的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圣彼得堡市长、俄联邦《宪法》起草人,说不定就子承父业在这里以检修铁路动力设备为生了。

  后贝加尔边疆区,偶遇俄军演习

  去莫斯科的中国商人多走北京——乌兰巴托——乌兰乌德一线,在西伯利亚做买卖的商人则多走哈尔滨——满洲里——赤塔一线。我在赤塔坐上了一辆前往满洲里的联运中巴,车上除了司机都是中国人,中国人里除了我都在当地做服装生意。

  离开赤塔,350号公路沿着音果达河(Ingoda)河谷东岸向东南方延伸,随后跨过河谷,翻越丘陵,进入地形舒缓的草原。这里树木稀疏,一列长长的电线杆沿着公路在草原上蜿蜒。远处山坡上,十来匹骏马在草原上小跑,领头的是一匹白色牡马,神骏非常。

  此地唤作阿金斯克(Aginskoye),是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布里亚特游牧区,位于音果达河与鄂嫩河(Onon)两条东西走向的大河之间。鄂嫩河古称斡难河,是蒙古民族的母亲河之一,它发源于乌兰巴托东北方的肯特山东麓,一路向东北方向流淌,与因果达河汇合后成为石勒喀河(Shilka),继续向东北注入额尔古纳河,形成中俄两国界河黑龙江。

(梁淑怡/图)

  音果达河与鄂嫩河的河间之地水草丰美,周围又有河谷山地可用于夏季放牧,自古就是蒙古人的天然牧场——没曾想在这里闯入了俄军演习场。

  先是瞥见四架直升机快速掠过,远处冒着两蓬白烟。起初我以为这是民用直升机在扑救山火,但很快意识到这里并没有山林可供着火,而且山火起的是黑烟,白烟系复合材料在高温下充分燃烧时产生,在这茫茫草原上应为标靶中弹后的产物。

  又往前开了一段,被一辆俄军通信车拦在路口。4辆经过伪装的装甲运兵车在前方不到20米处高速横穿350号公路,攀上了路边三四十度的陡坡。车顶响起了沉闷的炮声,想是有空包弹从头顶掠过。

  装甲车通过后,路口的交通管制随即取消,我们的中巴快速通过——大家都希望尽快离开这片炮弹横飞的沙场。前方就是平缓的鄂嫩河谷,两侧山坡上都有装甲车和坦克,还有一些标靶。空中至少十架武装直升机盘旋,不时闪起火光,硝烟弥漫。跨过鄂嫩河大桥时,河中央一辆两栖装甲车正在涉水渡河,对岸山梁上4辆坦克排成一列横队翻山而下,后面不知还有多少尾随。再往前走,绕过一个山坡,二十多辆军用卡车停在山沟里,想是演习补给。

  俄军演习竟然不清场,着实令人瞠目。

  离开演习场,重回美丽而寂静、平坦而单调的草原,由此沿350号公路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又走了半小时,经过一处公路检查点,查验护照,我没有“落地签”,被罚款一千卢布。

  此“落地签”不是我们平时常说的落地签证,而是前苏东国家遗留下来的移民居留登记制度:外国人来到俄罗斯,原则上应于7天内赴当地内务部门办理登记,拿到一份回执。如果去其他城市,也同样要凭上一个城市的回执继续一站一站地登记。在我先期旅行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这项古董制度已趋式微,没有人催促我办理,我自己也大意了没有办,但到了天高皇帝远的俄罗斯边疆地区问题就来了。检查点的警察发现我的护照上没有居留登记,义正词严地指出这一严重违法乱纪现象,要求罚款一千卢布。

  我赔着笑脸与他搭话,试图讨价还价。警察面无表情地走进了里屋,另一个警察把车上所有人的护照都叠起来撂在一边,笑吟吟地看着我。

  好吧,这里是一千卢布。

  回到中巴重新上路,服装商户们告诉我:此行如果再碰到检查点,还得接茬罚款,罚多少取决于警察的心情,到了边境则需要再罚两千卢布。

  呼伦、贝尔,黄金家族成于斯、葬于此

  所幸,沿途没再被检查点拦下来。驶过仿佛无穷无尽的草原,经过边境小镇后贝加尔,穿过俄中两国的边检站,便进入了祖国的满洲里。

  然而,地形并无变化,仍是笔直的公路划过青葱的原野。

  满洲里是一座草原上的城市,北接俄罗斯的后贝加尔边疆区,西连蒙古国,向南不远就是呼伦湖,向东则是呼伦贝尔草原的首府海拉尔。海拉尔因海拉尔河而得名,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向西横穿呼伦贝尔草原,在扎赉诺尔调了个头转向东北,更名为额尔古纳河,成为中俄两国自签署《尼布楚条约》以后三百多年来的界河。

  呼伦湖是海拉尔河U型大转弯处的吞吐湖,是大自然在这片平坦草原调节径流量的天然工具:丰水季节,源于蒙古国的克鲁伦河(Kherlen)和源于中国的海拉尔河、乌尔逊河在洼地蓄积成呼伦湖,到了枯水季节则向下游流淌,让沿湖沿河的牛羊一年四季都能喝上甘甜清冽的河水。

  由呼伦湖再往南,沿乌尔逊河上溯,可以到达主体位于今日蒙古国境内的贝尔湖——呼伦贝尔草原便由呼伦湖和贝尔湖这两个吞吐湖而得名。

  呼伦贝尔草原是“黄金家族”的发祥地,成吉思汗在此崛起,由他的孙子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大元帝国,而贝尔湖则是大元帝国的葬身之地。

  1388年4月,明将蓝玉率军远征漠北,在军疲师老、粮草耗尽、进退两难之际戏剧性地搜索到了逃亡至贝尔湖北岸休整的北元王庭及其军队主力。当时朔风大作,黄沙蔽日,元军正在做撤退前的准备,等待天气转晴后即刻开拔,与明军继续猫与老鼠的游戏,现场一片混乱;而明军则“衔枚卷甲”,沿贝尔湖东岸轻装疾进,几万人马的动静都被风声掩盖,完成合围后发动突袭,全歼北元军队十余万人,俘获王室、贵族及达官显贵三千余人。元朝的末代皇帝脱古思帖木儿汗与太子侥幸逃出了包围圈,但很快撞见了比明军更令他胆寒的对手:也速迭尔。

  读过《神雕侠侣》的朋友也许记得,蒙古大汗蒙哥死于襄阳(实为重庆合川钓鱼城)战场后,宋元之间迎来了十几年的和平,那是因为蒙哥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了争夺蒙古大汗之位陷入长达四年的血战,草原帝国元气大伤。最终阿里不哥战败投降,被忽必烈削尽羽翼、囚禁并毒杀,这个也速迭尔便是他流落于草原的后人。忽必烈的后裔脱古思帖木儿汗被阿里不哥的后裔也速迭尔袭击身死,王室覆灭,王朝终结。这场大元帝国的谢幕之战史称捕鱼儿海之役,捕鱼儿海就是明代对贝尔湖的称谓。

  贝尔湖吞吐的是哈拉哈河(Khalkha),湖面水位低时哈拉哈河注入贝尔湖,湖面水位高时哈拉哈河则汇入乌尔逊河流向呼伦湖。哈拉哈河发源于内蒙古兴安盟境内的阿尔山火山群,一路朝西流向草原,成为中蒙界河,随后横贯蒙古国东北部哈拉哈地区,再次成为中蒙界河并最终于我国境内注入乌尔逊河。因为它出了国又回来,“终老”于故国,所以又被戏称为“爱国河”。如果打开中国地图,那雄鸡的鸡冠尾部就是哈拉哈河和贝尔湖所在的位置。

  “爱国河”畔诺门罕,改变二战走向的战役

  “哈拉哈”在蒙语中意为“屏障”,因其西岸为台地,较东岸高出甚多,牛马难以逾越,对牧人而言形同屏障,故而得名。1939年,二战史上并不闻名但意义深远的诺门罕战役就在这条河的两岸打响。

  诺门罕战役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正规立体战争”,参战一方是伪满洲国及其背后的日本关东军,另一方是蒙古国及其背后的苏联军队,战争的缘起是领土争议。诺门罕是哈拉哈河东岸的一处地名,早在同治年间,外蒙古喀尔喀车臣部为了得到河东的丰润草场,向主管领导黑龙江将军扎苏龙请求,租赁了归属于内蒙古新巴尔虎部的诺门罕建造哈拉哈庙,用于恭祝同治少帝万寿无疆——这当然只是一个幌子;庙宇建成后,喀尔喀车臣部坚持这块土地是自己的,不再承认租赁,从此两部纷争不断;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在沙俄策动下走向独立,部落土地纠纷上升为领土争议:中方将哈拉哈河视为界河,而蒙方则认为整个河谷都属于蒙古国。双方牧民在这块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常年游牧,围绕水源频生事端。

  七七事变爆发后,作为日军总预备队的关东军没能在侵华战争中取得战功,急于开辟新的战场。日军认为蒙军装备落后,全靠苏军撑腰,而苏军刚经历过大清洗,大批中高级军官被处决、服刑或退役,无论是指挥水平还是军心军纪都遭到严重削弱,无力与如日中天的关东军抗衡,因此决定借边境争端秀秀肌肉,通过敲打蒙军来震慑苏军,确立关东军在中蒙苏边境的战略威慑地位。关东军参谋辻政信少佐制定了一份名为《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的军事计划,既无视日军在兵力和装备上所处劣势,又犯了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先派成军不久的新兵贸然进攻,被苏蒙联军痛歼后才调动关东军主力上阵,向西越过哈拉哈河后仰攻台地上的苏蒙军,吃尽苦头;与苏蒙军形成对峙态势后再调动其他关东军部队增援,结果援军尚未抵达就被苏蒙军迂回包抄,几乎遭到全歼。

  关东军满以为可以捏个软柿子,结果一脚踢到了铁板上——而且还是光着脚。诺门罕战役暴露出日军后来在太平洋战场显现无遗的软肋:后勤保障缺位。日军历行以战养战、取粮于敌的政策,忽视后勤补给,这就是为什么日军素以抢掠平民而恶名昭彰。但到了天苍苍野茫茫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后勤保障成了致命伤:日军从海拉尔出发,居然没有军车运兵,靠士兵的两条腿在草原上日晒雨淋徒步6天才抵达战场,大批士兵掉队减员,日军两个师团居然只靠750辆军车运送给养,而苏蒙军方面是这个数字的四倍。到了哈拉哈河畔,居然没有准备足够的渡河器械,所有重型装备都得拆成零件运到对岸再重新装配起来,刚装了一半,苏蒙军的机械化部队已经过来,并占领阵地居高临下发动炮火打击。

  即便如此,苏军主官朱可夫还在回忆录中慨叹军方没有满足他3500辆军车的最低要求。要知道,苏军在诺门罕战役中依赖西伯利亚铁路的运力连续两个月昼夜不停地输送部队和给养,又修筑了六百多公里的临时铁路,再使用3000辆军车送到前线,光是炮弹就打掉了3.1万吨,将近整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耗弹量的40%,各类物资消耗8万吨,是日军的40倍,最终完胜了单纯依赖单兵技术与意志力、严重缺乏后勤保障的日本关东军。

  这场战役让日本军方看到了现实差距,不得不放弃以陆军攻打苏联,与纳粹德国在欧洲会师的“北进”战略,决意采取以海军进占东南亚与太平洋诸岛的“南进”战略;苏联则得以在远东方向高枕无忧,能够放心大胆地将“消防队长”朱可夫所率领的西伯利亚驻军尽数调往西线抵挡德军攻势,从而改变了整个二战的战略走向与力量对比。

  或者可以这么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这场徒步行军,引出了莫斯科城下的惨淡落日,搅动了太平洋的湛蓝海水,最终指向“密苏里号”上的仓皇落幕。

  众水汇流之地,巴尔虎人之乡

  哈拉哈河、乌尔逊河、克鲁伦河、海拉尔河、鄂嫩河、音果达河、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如果说中国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是群山汇集之结,那么蒙古大漠以北、贝加尔湖东南、大兴安岭以西的这片草原则是众水汇流之地。它们在这片平缓的坡地上川流汇集,造就了欧亚大陆最丰美的牧场。

  让我们回到这篇文章开头,在贝加尔湖东岸的色楞格河口,东北方不远处有一条河谷唤作巴尔虎津,上古时代就有游牧民族在湖滨放牧,去河谷躲避风雪。汉朝派遣的外交官苏武沦落至此放牧时,羊群曾经被他们劫掠过。后来他们向南迁徙,把今天的乌兰乌德、赤塔、尼布楚、满洲里、海拉尔、呼伦湖、贝尔湖都变成了他们的牧场。他们是巴尔虎人,最古老的蒙古部落,今天的布里亚特人就是他们信奉萨满教的后裔之一,今天呼伦贝尔地区的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等地名则代表了曾经作为炮兵追随成吉思汗大军征伐四方的巴尔虎人在清代回归故土的先后顺序。

  捕鱼儿海之役后4年,明军北进击败弑君者也速迭尔,在斡难河流域建立卫所,羁縻当地的游牧部落。1410年,明成祖朱棣经呼伦湖抵达斡难河卫所巡视,当时朱棣在此刻石勒铭:“斡海为铎,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千年以降,巴尔虎之地的山川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牧人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也依然如故,但地缘政治早已物是人非。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30日《南方周末》)

编辑: 何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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