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邵维正是我国知名党史专家，生于193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少将军衔。

　　邵维正于1951年3月参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78年全军院校恢复招生，邵维正调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从事党史研究教学工作。著有国内第一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获全军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主编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被中宣部、中组部列入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

　　在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项目“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篇章撰写过程中，邵维正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的准确时间和出席人数，解决了中共党史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产生了很大反响。

　　中共一大召开的确切时间和出席人数曾是党史中的两大悬念。党史学者邵维正通过多年来的文献交叉印证，推动解开悬念，使之成为党史研究的经典范本。

　　谈起这段历史考证的往事，邵维正将之归功于改革开放，“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此后40多年，邵维正一直在党史研究领域深耕，对党史中的人物事件如数家珍、无不熟稔。

　　年逾八旬，邵维正仍笔耕不辍，最近将党史研究写作的重心放在通俗化上，如何再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引导青年读者爱读党史，成为他的晚年追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邵维正通过主编《写给青少年的党史》，在86岁完成了写一套适合青少年的党史普及读物的夙愿。

　　抗美援朝给我带来思想的升华

　　南方日报：早年为何选择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来又投身志愿军赴朝作战？

　　邵维正：我是16岁参加人民解放军。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人们投身革命建设热情非常高，“跟党走”成为青年人的时尚。那时候，我初中还没毕业，正好有一支南下部队，我凭着一股热情参军了。参军后，我在浙江守了一段海防，第二年我们部队转为志愿军开始北上。当时我们知道，美军和所谓联合国军的飞机已经飞过了鸭绿江，在安东（注：今辽宁丹东）投弹。如果朝鲜守不住，战火势必要烧到东北。唇亡齿寒，当时我们就是怀着很朴素的爱国心。

　　跟随部队进入朝鲜领土后，我看到铁路、公路两边几乎是一片废墟，看不到一栋完整的房子。看到朝鲜人民受苦受难，我们更加认识到，如果朝鲜守不住，中国人民就会遭灾。因此，在我看来，志愿军的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的结合。

　　南方日报：在朝鲜那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邵维正：对于新中国而言，这是经受的第一个外部考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要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斗争很严峻、很惨烈。

　　当时，因为美军有空中优势，我们的部队大量隐蔽在山沟里；到了后期，我们建设了很多坑道，这是志愿军的一个创新。刚开始，我们建的坑道是直的，美军的炸弹能钻到坑道里。后来，我们吸取教训，挖了一段坑道后向两边拐、再向下走，这样飞机轰炸就起不到作用了。

　　总体上，这场战争打得很艰苦，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就个人来讲，我也经受了战场生与死的考验和思想的洗礼。在我的一生经历当中，抗美援朝这几年是对自己的检验、考察，也是思想的升华。

　　反映历史就应该把事实搞清楚

　　南方日报：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准确时间和出席人数，这项研究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启动的？

　　邵维正：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启动的。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不可能考证出一大召开时间。

　　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内一致认为，要把党的历史特别是重要时间节点搞清楚。当时，胡乔木同志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个任务：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

　　胡乔木同志强调，要把事实搞清楚，把历史的细节挖掘出来。他有一次讲到，我们的党史波澜壮阔，非常生动形象，但是写到书上很干巴。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历史学家李新。他们研究决定，在组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写作班子时，从军队抽调专家参与。

　　于是，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各抽一个人参加这套书的写作，我就在其中。1979年，我们集中在中央党校进行写作，经过十几年努力，到上世纪90年代最后完成。一共12本，记载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30年的历史。

　　其中第一本就是《伟大的开端》，这本书讲了三件事：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这本书的写作集中了十几名同志，我参与第二章的写作，负责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初稿。

　　南方日报：当时考证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有哪些难点？

　　邵维正：可以说，这个问题的考证，80%的精力是在收集材料，写作时间并不长。稿子一共1.8万字，但光材料就收集了几十万字，还有大量访谈，从中进行筛选。

　　接受任务后的前几个月是收集材料，包括回忆录和当时的报纸等。从中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有几十种说法，有7月1日、7月3日、7月5日，也有说十几日、二十几日……到底哪一种说法准确？我感到很迷茫。

　　于是，我向李新同志反映：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就应该把历史事实搞清楚。我决定先把一大召开的日期和出席人数搞清楚。李新同志对此很支持很赞同，叮嘱我先不写书，而是先考证。

　　1979年，一大参会者中还在世的有刘仁静和包惠僧，我拜访他们很多次。另外，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为一大做会务工作，但已经82岁，身体不大好。我几经辗转打听，她躺在病床上接受了我的采访。当时能找到的人都找到了，尽量搜集“活”的资料。

　　后来，经过多方考证和研究，我通过当时一大代表的行踪进行确认。过去传统说法是7月1日召开一大，为了确认准确时间，就对每个代表到上海的时间进行考证。结果发现，7月1日在上海的代表只有5人，因此基本排除了这天召开的可能性。后来，我们又从文献资料、回忆录、当时报纸报道进行间接论证，最终确定是7月23日召开。

　　南方日报：一大召开日期和建党纪念日为何不是同一个日期？

　　邵维正：为了讲清楚两者的关系，我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讲清了来龙去脉。1938年，为了庆祝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当时，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回忆确认是在7月到达上海，但会议开始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商量将7月的月首定为纪念日。（注：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建党20周年是党内第一次大规模召开纪念活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这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

　　出席人数的考证也有一个过程。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一大参加人员不会列全，一般都是写“毛泽东、董必武、李达、李汉俊、陈潭秋等”，其他人用“等”代替。其中一个原因是，确实没有考证出到底有多少人出席。后来经过多方考证，我们最终确定参加人员是13个人，其中12个人是各地党组织代表。

　　党的系列伟大精神一脉相承

　　南方日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景下，开展中共一大历史研究，这正是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生动体现。伟大建党精神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邵维正：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不仅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通过长期探索、拼搏形成了优良的传统作风，培育了党的红色基因。这是我们党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战胜任何敌人、克服艰难险阻的法宝。百年实践证明，优良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会失去灵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会改变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总书记还强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和本、根与魂。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展现了薪火相传、波澜壮阔的精神力量。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特区精神的形成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闯出一条新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中得到生动诠释，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奋斗精神；“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构成了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的核心要义，鼓舞着党和人民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辉映着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把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等崇高理念刻印在大地深处……

　　一系列伟大精神在不同时期体现出各自特点、不同含义，但本质内容和精神实质却一脉相承、相通相融，追根溯源，都可以在伟大建党精神中，找到其精神渊源和底色底蕴。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南方日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们应该如何从百年党史中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邵维正：伟大建党精神，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人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一把“金钥匙”，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学习党史是为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党，“资政”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更好地履行治党治国治军的使命；“育人”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更好地培养党的优秀接班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艰苦奋斗，一心为民，廉洁奉公，取信于民，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就应激发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是取之不尽的源泉，要善于从革命前辈的成功实践中感悟真谛，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磨练本领，增长才干，努力担当起新时代的新使命。我们党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蕴含着无穷的力量，要善于从党的斗争精神、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中获取前进动力，鼓起新时代的精气神，努力拼搏、敢于创新，在新征程中不断攀登新高峰、开创新局面。

　　做党史研究也要面向广大群众

　　南方日报：这些年转向党史通俗化写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邵维正：从建党八十周年开始，我的党史研究有比较大的转变：从专业转向通俗，面向广大读者。

　　当时我认识到，党史不能搞成空中楼阁，搞成脱离群众的最高殿堂。做党史研究也要面向广大群众。

　　因此，在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我的作品《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出版，这本书通过100个题目、1000张照片，图文并茂讲述党的历史。这本书出版后，6个月内印了7次，大部分是个人购买，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

　　从2018年开始，我开始编写《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为此我们做了一番调查研究，认为要从青少年的特点出发，而且还要考虑到青少年的阅读习惯：从感性认知入手，再升华到思想理论，以情感人，才能以理服人。

　　因此，这套书我们没有采取章、节、目的体系，而是从党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找出了一些重点、难点、热点、亮点，列出了60个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构成一套书。

　　我今年已经86岁了。有人曾说你这个老爷子怎么搞起“小儿科”来了？我回答说精力有限，想用余生为青少年学党史作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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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赵晓娜 王诗堃 谢庆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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