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临摹《燃灯菩萨》,上有常书鸿题字。1947年临摹。
常书鸿油画《九层楼》,1952年创作。
常沙娜在展览开幕式上。
南都讯 记者黄茜 1935年，当留学法国的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欧洲学者展示敦煌文物的皇皇大著，心神为之震撼。千年艺术瑰宝的光彩烁熠让他感动，石窟于茫茫大漠中凋敝失守、默默无闻又令他痛心。他立下誓言：“我的理想是让全世界的人像知道巴黎一样知道敦煌，让全世界的人像喜欢巴黎一样喜欢敦煌”。
回国之后，常书鸿不顾极致艰苦的生存环境，到敦煌安家落户，将人生珍贵的五十年奉献给了这颗蒙尘的“丝路明珠”。女儿常沙娜在灿美的石窟艺术濡染下成长，也将一生投入到对敦煌图案的整理、研究和设计当中。
半个多世纪过去，敦煌莫高窟早已如常书鸿预想的那样蜚声海外，这背后凝聚着常书鸿、常沙娜等几代艺术家、学人的勤勉、坚毅、热情和心血。
2019年7月15日，“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艺术展”在清华艺术博物馆开幕，女儿精美灵动的临摹画稿、花卉写生，与父亲描绘敦煌自然环境与甘肃农民的粗粝笔触两相映照，让人遥想那一段衣食简陋、风沙肆虐，却日夜与艺术为伴，时时感到沉醉、骄傲和狂喜的理想主义岁月。
了不起的“敦煌少女”
《画家家庭》是常书鸿1934年在巴黎创作的一幅油画。画上的他手持画板、意气风发，妻子陈芝秀端庄美丽，年仅三岁的小女儿撒娇地偎依在母亲怀中。那时候，常书鸿凭借一幅《D夫人像》在巴黎画坛初试啼声，正前程似锦。
常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她的名字来自于里昂当地一条河流，中文译作“沙娜”。父母都是20世纪早期活跃的留法艺术家。这个从小讲得一口流利法语的女孩，却命中注定与敦煌有一段不解之缘。
1943年，对敦煌壁画心心念念的常书鸿终于携一家四口来到鸣沙山下、月牙泉畔，主持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西北大漠边荒不毛，一望无垠的沙丘上，惟有芨芨草顽韧地生存。没有绿植，更缺乏蔬果，多年后，常沙娜还记得他们到达敦煌吃的第一餐晚饭，是一碗粗面条拌上醋和盐。
母亲不适应恶劣环境，弃家出走，常沙娜挑起了照料父亲和弟弟的重担。一方面是苦行僧般的日子，另一方面却是辉煌耀目的千古艺术宝藏。所有人，包括小沙娜在内，都为千佛洞中从十六朝、北魏、西魏历经隋、唐至宋、元，迤逦千年形形色色的壁画和彩绘泥塑而神驰目眩。
著名美术史家李霖灿曾感叹，在这里，“凡宗教之嬗递，画风之变迁，政局年号之更换，供养人服饰之时尚，一一可做连续不绝之观察比较研究，好伟大的一座世上仅有的绘画史博物馆！”
为了弥补因辍学耽误的功课，常书鸿要求常沙娜像研究所工作人员一样每天去洞窟临摹壁画。她个头小，天赋高，劲头足。在自传《黄沙与蓝天》里，常沙娜回忆道：“我每天兴致勃勃地蹬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那时石窟都没有门，洞口朝东，早晨的阳光可以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兴致上来，就放开嗓子歌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
除了临摹，父亲和周围的叔叔阿姨还会给她讲解壁画背后的历史和画风体现的各朝代艺术特色，使她接受到最鲜活生动的艺术教育。
1946年，常书鸿在兰州物产馆大楼举办“常书鸿父女联展”，这是常沙娜稚拙又秀丽的临摹画稿与父亲才华横溢的画作首次同台亮相，美术界第一次认识了这位藏身大漠、被丰富深邃的艺术宝藏所滋养和塑造的“敦煌少女”。
敦煌图案的知音和解密人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曾感慨：“如果说常书鸿在敦煌看到了传统艺术的崇高，张大千在敦煌收获了青绿山水的画境，董希文悟得了民族绘画的韵味，那么，常沙娜则在其中发现了古典艺术的优雅与庄重、装饰世界的丰富与多姿。”
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刚二十出头的常沙娜在林徽因的指引下将敦煌壁画的图案元素用于景泰蓝设计，从此走上艺术设计的道路，成为国内最早从事敦煌图案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之一。如果说常书鸿是“敦煌守护神”，那么常沙娜就是“敦煌图案的知音和解密人”。
强将手下无弱兵。受教于林徽因的常沙娜，也承继了林徽因在研究工作中的热情、韧性和灵气。她提出要对敦煌壁画进行专题专项研究。多年来，她系统临摹、潜心研究敦煌壁画中的历代服饰、藻井、平棋、人字披、龛楣、华盖、佩饰、边饰、背光、地毯、桌帘、花砖等各类图案，先后出版《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敦煌历代装饰图案》《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续编》等重要专著，为国内敦煌壁画装饰图案的研究开辟道路、奠定根基。
不可小觑此类学术工作，它既需要无限细致的耐心，也需要洞穿艺术史的视野和丰富的文史积累。事实上，常书鸿、林徽因一代的学者早已意识到装饰图案研究的重要性。在《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的序言中，常书鸿写道：“这些色彩绚丽的图案，虽然有时是主题壁画的一种装饰，但它们的作用却与建筑、造像及壁画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譬如藻井以莲花和团花为主要装饰纹样，其上的带状装饰纹样却与我国三代铜器上的山纹、水纹、垂鳞纹以及汉画上的绳纹、云气纹、棋格纹、卷草纹等有许多相似。
在此次展览中，可看到常沙娜临摹的西夏309窟人字披，隋代414、302、30305、309窟的华丽边饰，对五代98窟女供养人缬染刺绣披带图案分析……策展人黄炫梓认为，常沙娜对洞窟艺术的解析，让世人从图案艺术的角度重新认识敦煌石窟，并惊艳于每一个局部所蕴藏的智慧。
除了提炼、归纳和整理，常沙娜还灵活地将敦煌图案运用于现代设计当中。在林徽因的点拨下，21岁的她用敦煌壁画中的藻井和鸽子的形象为1952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款国礼丝巾，既古典雅致，又不失现代趣味，受到外国友人盛赞。
此后，她参与了共青团团徽设计、苏联展览馆、首都剧场、“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和民族文化宫等新建筑的装饰设计等等。在人大会堂天顶设计中，她悟出图案设计要与建筑、材料、环境、功能相结合，这一点让她受用一生。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的设计亦由她主持。
半个多世纪以来，她的设计涵盖建筑、景泰蓝、陶瓷、刺绣、服装等各门类，以她不同于常人的聪明慧心，将“敦煌元素”融入都市建筑和日常生活，让飞动绚烂的敦煌之美在当代重生。
忘不了与林徽因及清华的缘分
如今，常沙娜先生88岁了。在7月15日的展览开幕式上，她穿一件银红对襟领丝质衬衫，肩上挂着米色小挎包，漂亮的银灰发在颈窝挽成发髻，脸上笑盈盈的，目光清澈明亮。在许多人眼里，她依然是那个身姿蹁跹的“敦煌少女”。
她用七页稿纸，认认真真地手写了开幕致辞。她说：“岁月流逝，瞬间我的人生已经经历了多样的88年。随着时代的辗转，我当年20岁时就与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今天，又引发了我对历史的回忆……”
她谈到1951年在故宫午门举办“敦煌文物展”，第一次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陪同病弱的他们上城楼观展。“进到展厅，他们都惊呆了。我忘不了梁先生的嘴唇颤抖着，林先生清秀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那种对敦煌壁画摹本发自内心的痴情令人难忘。”她谈到林徽因对她生活与学业的殷切询问，以及这次会面如何为她的人生开启了新的机遇。她当然也谈到在清华给林徽因当助教，和钱美华、孙君莲三个女生每天去林先生的病榻前听讲，感动于林先生敏捷的思维、超前的眼光和刻苦的治学精神。
1953年清华改为纯理科学校，所有人文专业相关工作人员全部调配其他院校。常沙娜也被调往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她说：“忘不了我临走时林先生在卧床上与我惜别的无奈神情。我哪里知道那次惜别竟然是永远的别离！”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半个世纪后，于1999年并入清华大学，设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院长、在艺术设计教学岗位上耕耘半生的常沙娜来说，有一种峰回路转、别后重逢的圆满和欣喜。
她说，梁思成、林徽因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时候，积极倡导来自德国包豪斯学校创始人罗格皮乌斯的创建建筑、美术、设计三位一体的工艺综合环境艺术的理念。如今的清华美院，“淡化了各学科与功能设计的原名称，但各学科还保持了原来工艺文脉的综合发展。”这是她的志愿，也是梁、林两位前辈的志愿。
庆幸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私下进行的采访里，常沙娜先生谦和有礼，开朗健谈，对许多问题直言不讳。她说当下的设计粗陋不堪，年轻女孩黑发染成黄发、T恤衫印着不知所云的英文、穿破破烂烂的牛仔裤、毫无功能性的超短裙，常沙娜问：“这是在追求什么？太糟糕了。”
她告诉南都记者，当代的设计需符合中国的民族特色，使用哪个时代的图案，要与生产相结合、与色调相结合、与人的比例相结合。在展览中，她用敦煌藻井图案设计的陶瓷餐具、用飞天图案装饰的瓷盘摆件、以雏菊飞燕草等自然花卉环绕的景泰蓝器皿，以及与江南织造府共同设计制作的女性服装和丝巾，无不给人蕴蓄优雅之感。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用传统文化重新定义时尚和美。
她坚持认为，文物活化不是简单地打卡、临摹，沾原作的仙气。文物活化首先要做专题研究，要将壁画艺术及其历史吃烂嚼透、融入骨髓，然后再化用于设计与创作。
晚年常书鸿曾谆谆叮嘱：“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到了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对常沙娜而言，“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展”既是父女作品73载后难得的聚现，也是女儿对父亲嘱托的一次郑重交代。
“我非常幸运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他传承给我的不仅仅是艺术，更重要的是父亲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他对艺术事业的忘我追求，将自己小家庭的利益置于国家的需要、艺术的需要之后。所以，我的血液里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常沙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