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来到故友牺牲的地方，野果已挂满南国小城枝头。

　　这是肖铿鸣祭扫战友的第30个年头。因为疫情，安排在清明前后的行程，推迟到了近期。

　　肖铿鸣还记得，多年前，16岁的自己和同乡们一同参军入伍的情景，恍如昨天。

　　广东老兵肖铿鸣（右）经常带着女儿（左）一同为烈士扫墓。受访者供图

　　那时他和战友的彼此约定——谁要是牺牲了，活下来的要替牺牲的扫墓，有时间去帮忙照看一下父母！

　　后来，战友们陆续牺牲，永远长眠在了异地，到外地祭扫牺牲战友，成了肖铿鸣放不下的心事。

　　2014年，国家成立烈士纪念日，这些年里，社会对烈士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肖铿鸣除了坚持每年祭扫战友，把精力更多放在了找寻牺牲兄弟健在的父母，给他们送去一份远方“儿子”的问候。

　　今天是中国的第七个烈士纪念日。纪念日前夕，肖铿鸣再次踏上祭扫路途。

　　生死诺言 

　　“我要是牺牲了，你来扫墓时，记得在坟前插一枝豆稔花，那我就知道是你来了”

　　漫步小城街头，回忆总能将肖铿鸣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数年前的秋天，广东汕头市西堤码头，300多名即将入伍的潮汕小伙站在运兵货轮甲板上，送别的亲人挤满了码头，16岁的肖铿鸣就在货轮上。

　　“铿鸣年纪小，你们要照顾好他……”肖铿鸣的家距战友姚达兴和郑开雄家很近，3人一起入伍，父母在码头上大声向他们喊话。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们和亲人的最后一面。”回忆往事，肖铿鸣几度哽咽。

　　轮船上，憧憬着军旅生活的小伙们，说着潮汕话兴奋地聊着天。后来在广州换乘运兵的“闷罐货柜”火车，一直将他们送到部队。

　　新兵下连后，肖铿鸣是高中毕业的文化兵，分到高射机枪连，而郑开雄和姚达兴分到了步兵连队。两个连队相距不远，到了周末，他们还是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

　　阳春三月，满山盛开的紫色豆稔花挂在枝头。有次几人见面，郑开雄顺手折了几枝豆稔花说：“要是秋天就好了，摘几把豆稔果吃下去解渴又解乏。”

　　肖铿鸣记得，这时身旁的人敲了一下自己的头盔说：“铿鸣，以后我要是牺牲了，你来扫墓时，记得在坟前插一枝豆稔花，那我就知道是你来了！你说好不好？”

　　后来，大家聊到家乡，说起父母，彼此约定好了：“谁要是在战场牺牲了，活下来的要替牺牲的扫墓，有时间去帮忙照看一下父母！”

　　战斗打响后，有次肖铿鸣在执行任务时，听到了同伴们牺牲的消息。“郑开雄和姚达兴在不同高地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肖铿鸣呆在了原地，久久没有说出话来。

　　几个月后，肖铿鸣跟着团里到上石镇烈士陵园祭扫，在154座烈士墓中，他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名字：郑开雄、姚达兴、余绵才、高俊振、聂子霞……

　　一起生死承诺的战友，永远长眠在了异地。

　　1983年10月，肖铿鸣临近退伍了，他带了两瓶酒、几包糖和饼干去了一趟烈士陵园，祭扫牺牲的战友。

　　祭扫战友 

　　“如果牺牲的是我，我相信活下来的战友，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每年去祭扫”

　　此后，祭扫战友，成了一直悬在肖铿鸣心里的心事。

　　1984年，退伍后的第一个清明节，刚安置在一家国企工作的肖铿鸣领到了第一个月工资48元，“那时每个月60多元工资已经是高薪了”。

　　他心里盘算着：怎么也要去扫墓，然而，现实却重重地浇了他一盆冷水。

　　那时，他家中父母年事已高，还有5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养家糊口的担子已经落到肖铿鸣身上，每月开销下来经常捉襟见肘。

　　肖铿鸣粗略算了一下，从潮阳出发的船票、车票要200多元，再加上其他花销，来回一趟半年工资都不够。

　　后来，肖铿鸣考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工程系带薪读书，学习之余，他利用自己所学专业给企业做工程预结算的文书资料兼职赚钱，直到1989年才勉强攒够了路费。

　　当年8月，肖铿鸣利用暑假，踏上了祭扫战友的行程。为了省钱，一路上他没舍得多花一分钱，渴了就接自来水喝，饿了就吃自带的干粮。

　　肖铿鸣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地方，他借了辆自行车循着当年的记忆，找到了当年的烈士陵园。然而，陵园里一片凌乱，每座墓穴都空空的。

　　经过打听才知道，政府整体搬迁了陵园。

　　那时没有钱，祭扫的两瓶酒、几包饼干和糖果，还有香烛纸钱，是肖铿鸣在南宁买好带来的。在陵园的154座烈士墓前，肖铿鸣在每座墓碑前点上香烛，倒上一杯白酒祭奠烈士。

　　他把饼干和糖果都摆在了郑开雄、姚达兴、余绵才和高俊振的墓前，“都是他们生前最喜欢吃的”。

　　想着那些年的部队时光，想着每次去看望郑开雄父母时，老人憔悴的面容，再想着生活的艰辛，肖铿鸣连着喝尽瓶中的白酒，眼泪不自觉地流。

　　第二年到烈士陵园祭扫完回去后，肖铿鸣觉得兼职赚钱攒路费，还要养家糊口，收入始终太低。1991年，他选择了“下海”。那一年，肖铿鸣的父亲也去世了，按照老家风俗，他要在家守孝，不能远行，他打电话让也当兵的弟弟替自己祭扫了战友。

　　肖铿鸣有国家建筑工程师职业资格证，先是做工程，后转做市场投资。1998年祭扫时，他开着自己的车，带着几名战友一同前往。

　　“每个烈士的墓前一瓶酒、一盒香烟、一包饼干、一堆水果的祭祀品标准，也是从那时候定下来的。”肖铿鸣说，这都是那个年代战友们最喜欢的东西。

　　除了帮助家庭困难的战友一同祭扫，生活中他也经常接济经济困难的战友。

　　然而，市场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肖铿鸣的生意不好，每次祭扫一趟几万元开销不是小数。2009年清明节临近时，爱人试图劝阻。

　　“如果牺牲的是我，我相信活下来的战友，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每年去祭扫。”肖铿鸣说，当年坐硬座火车都去祭扫了，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更不能忘本。

　　这一年，肖铿鸣带着爱人，还有一双儿女到了烈士陵园。他给家人讲述了这一个个烈士的英雄事迹，从那以后，他的妻子再没有反对他祭扫烈士。

　　“这辈子，只要我还活着，每年都要来给他们祭扫，这是承诺。”肖铿鸣对孩子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寻亲”之路 

　　“她的儿子牺牲了，无论如何我也要找到她，送去我这个远方儿子的问候”

　　2014年9月30日，国家首个烈士纪念日，肖铿鸣在电视上看到，从中央到基层，全国人民都在祭扫烈士。这让肖铿鸣激动了很久。

　　“国家成立烈士纪念日，全社会都在祭扫烈士。我想把更多精力放在找寻牺牲兄弟健在的父母！”2015年清明前夕，肖铿鸣在祭扫烈士时，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老指导员时，对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154名烈士信息量太大了，又涉及十二个省几十个县，地方太多了。”

　　想到自己母亲现在都80多岁了，牺牲战友的父母也很老了，再不去恐怕看不到他们了，肖铿鸣还是想试试。

　　肖铿鸣先是寻找广东籍烈士的父母，因为自己是广东人，很多当年的战友都有着联系，看望慰问烈士健在父母的工作，实现起来就很容易了。

　　当“寻亲路”出省时，就变得艰难了。当年资料记载的家庭地址大多只记到乡镇，时间过去30多年，找寻还是不知道名字的八九十岁的老人。肖铿鸣只能发动当年认识的所有战友，还有打电话到军分区、人武部，寻求帮助。

　　2017年1月，肖铿鸣从战友那里得到消息，贵州籍的姜天福烈士的母亲还健在。姜天福牺牲后，他的母亲成天以泪洗面，哭瞎了双眼，他的父亲没多久也去世了。多方打听到老人住址后，肖铿鸣和赵江忠就启程往贵州大山里赶。

　　“那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瑶山山区，人家都住得很分散，山顶上又都是雾，想问路都很难。”肖铿鸣他们进入贵州锦屏县山区后，根据提供的地址导航，车在山区兜兜转转两天，却没能问到姜天福的家。

　　第二天，他们改变了策略，直接奔向当地乡政府，请工作人员帮忙带路找到了村委会，又由村委会工作人员带路才找到了老人家里，等到姜天福家时，天都快黑了。

　　姜天福的家是在一座大山上，老旧的木房子因年久失修，木板壁已经破了很多孔洞。屋里没有灯，火塘里的火光映红了屋里，黑黢黢的锅里正煮着木薯粥，老母亲和姜天福的弟弟坐在火塘边烤着火。

　　看到老人的光景，肖铿鸣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掉。临走的时候，肖铿鸣把准备的慰问金给老人时，老人却执意不收，肖铿鸣只能悄悄塞给了姜天福的弟弟。

　　“有的老人因为信息闭塞，政府不知道他们是烈属，他们也不知道国家有很多优抚政策！”肖铿鸣说，有一次在某地寻找一位烈士的母亲时，因为30多年前的资料缺失，当地政府并不知道有这样一名烈士。

　　民政局工作人员听了肖铿鸣讲述的情况后，马不停蹄地配合肖铿鸣寻找这位烈士的母亲。后来，汇总了所有知情战友提供的信息后，他们才确定了老母亲的姓名和家庭大概地址，县民政局局长陪着他们跑了很多个山区村庄后，才找到了烈士的母亲。

　　“也是在少数民族山区，老母亲家里的房子很破，一间屋子一半圈着牛，一半是厨房，后面是床铺，看到这个情况，县民政局局长也掉泪了。”肖铿鸣回忆当时的情景。后来漏发多年的烈士家属抚恤金全补上了，住房也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新建了。

　　很多时候，肖铿鸣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烈士家里，才得知老人已去世。“想到做这件事情的时间还是太晚。”肖铿鸣言语里满是遗憾。

　　肖铿鸣知道，烈士父母都领有国家烈士抚恤金，基本生活没有问题，他所做的，是给予一份来自远方儿子的关心和慰藉。

　　这些年，肖铿鸣的“寻亲”之路遍及十二个省份，看望慰问烈士健在的父母97名，他粗略算了下，行程超过了20万公里。

　　日子久了，肖铿鸣觉得，当初的生死约定，已变成了生活的日常，只要自己活着，这件事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记者】曹嫒嫒 欧楚欣 吴明

　　【通讯员】宋邦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