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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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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泽鑫:"当'土八路'其实比正规八路更危险"
2005-08-12 10:28:35 南方都市报

  胶东抗日武装宣传干事邱泽鑫

  “当‘土八路’其实比正规八路更危险”

  

通讯员 柳长翥 摄

  老兵档案

  邱泽鑫

  1917年正月十六 出生于山东掖县(今莱州)

  1940年 做小学老师,参加抗日宣传队

  1943年 入党

  1946年 任区委副书记,1948年任区委书记,后调到潍坊任区委书记,淮海战役时在华东支前司令部当营级教导员

  1949年 进军西南,12月到成都,随后到大竹地委组织部

  1953年 调到文教干部学校,1957年调到四川教育厅做扫盲工作

  1965年 到四川教育学院,文革时,学院停办,调到四川教育厅

  1979年 学院恢复,回四川教育学院任总务处长

  1982年 离休


  

用土制火炮抗击侵略者的民兵。 本版图片均为历史资料图片

  1938年2月1日,日军由烟台西侵招远后到达掖县,在掖城扶持建立了以刘子容为县长的日伪政府。3月8日夜,中共掖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郑耀南带领当地及平度部分革命武装,在玉皇顶举行起义。他带领500余人围困了县城,利用刘子容亲人的劝骂,不费一枪一弹,推翻了日寇建立的伪政府,并组建了当时胶东最大的抗日队伍——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成立了胶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

  游击支队下,是地区的独立营,独立营下,是县的独立团,独立团下,是区的武装中队。区中队不属于正规武装,他们被称为“土八路”。邱泽鑫就是在掖县土山区担任区委的宣传干事,一名“土八路”,他用另一种方式在抗日。
   
  演戏也是抗日

  戏反映了对鬼子的痛恨,观众不觉得是在演戏,因为他们感同身受

  “有老身,一阵阵心中悲伤,想起我的老头子,死得真冤枉。日本鬼子来扫荡,来到了咱家乡,又提鸡来又抢粮,家具骡马都抢光。”这是秧歌剧《大参军》中一个老太婆的一段唱词,她的老伴在日本进村扫荡的时候被杀害,在秧歌剧中她号召人们都去参军打日本鬼子。

  这位老太婆是由25岁的邱泽鑫演的。他唱得很投入,在一片肃穆中,他以及周围的群众不觉得这是演戏,这样的事情他们感同身受,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身边,在他们身上,就在昨天,或者今天中午。

  邱泽鑫是一位小学教师,在学校的宣传队是个积极分子。学校成立宣传队的目的是把小学教师组织起来,排练节目,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演出节目有《血泪仇》、《白毛女》、《村长》等。

  那个时候戏曲、歌谣反映了人们对日本鬼子的痛恨。有一首叫《小日本》,是这样唱的:“小日本,心不善,坐着飞机扔炸弹。炸火车,炸电线,炸死百姓千千万。小人小人你快长,长大参军把日抗。坐火车,当营长,晚上睡觉站着岗。”还有一首《日本鬼儿》,村里很多人都会唱:“日本鬼儿,喝凉水儿。坐火车,轧断腿儿。坐轮船,沉了底儿。坐飞机,摔个死儿。露露头,挨枪子儿。”

  这个时候,邱泽鑫家乡所在的山东掖县创建了胶东地区人枪最多的抗日武装——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游击支队是正规的武装,而像邱泽鑫这样在地方活动的则是属于地方武装,也就是“土八路”,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来抗日,演出就是他们宣传抗日、号召参军的方式。

  演出是在严密保护下进行的。要去哪个村演出,当晚才通知这个村。这一次,他们演出的地点是河源村。离河源村5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日军的据点。但邱泽鑫在出发途中并不担心他们的安全,夜色给他们提供了一层保护,鬼子不会知道他们的行踪,并且邱泽鑫知道在路边有我军的埋伏,他的战友们就在他们身边。每次演出都是这样的,如果鬼子来了,埋伏在路边的部队就会和鬼子发生战斗,听到枪声的演出团则马上转移,所以自宣传队成立以来,并没有遇到几次意外。

  《大参军》演完之后是《村长》。《村长》是表扬那些备战工作搞得好的村长。但是河源村的村长并不是这样的村长,而是一个被批斗的村长,在演出前,他向鬼子告了密。鬼子不是直接从公路上来的,在村长的带领下,他们从两侧迂回过来,一下子就包围了河源村。演出团马上疏散,连道具都没有收,但是还是牺牲了一个人。
   

八路军和游击队进攻日军碉堡。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建碉堡7700个。

  5个鬼子200个汉奸帮

  鬼子就靠汉奸,抗战胜利开批斗会时,“杜汉奸”被群众每人割了一块肉

  “汉奸坏啊!”60多年后,邱泽鑫想起这件事,发出这样的一句感叹,“日本鬼子靠的正是汉奸,汉奸了解当地的情况”。

  在电影《地道战》中,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敲钟,让村民们到大树下集合,他拿着一份情报对民兵们说:“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一个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高传宝扬扬情报说:“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汉奸村长带来的也是伪军多于日军。这个日均据点在沙河镇,属于邢台区。鬼子在那里修了3个碉堡,每个碉堡有10层楼高,3个碉堡之间是日本人活动的地方。这个据点里真正的鬼子就一个排,就30来个人,此外,大部分人是从地方上找来的汉奸,有300多个。

  而日军在土山区驿塘的据点是个小据点,鬼子只有5个人,而加上汉奸伪军则有200人。这个据点在烟台到维县的公路上,目的是保护这条公路。驿塘据点的人不太出来,只是偶尔到附近的村去活动活动。

  劝说伪军也是地方干部的任务。演出之余,邱泽鑫他们就到这个据点外去喊话:“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赶快回头,你过去的事情过往不咎。”他们刚开始喊话的时候里面还用枪打几下,后来就不打了,任凭他们在外面喊,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喊话并没有效果,在当时战局僵持的情况下,日军猖狂,汉奸伪军在其保护下是不为所动的。

  于是丘泽鑫就去做伪军家属的工作,效果也不大。对于回头的那些人,若不愿留在共产党的部队的,就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但是有一半的人选择留在部队参加抗日。

  “去当汉奸、伪军的都是些地痞流氓,在地方上混不下去了,日本人来了,就去投靠日本人,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他们是最让人痛恨的。”邱泽鑫说。

  他记得掖县土山区的大汉奸,是在老十区的杜家村。“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姓杜,就叫他‘杜汉奸‘吧。”杜汉奸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给日本人当翻译,是个日语翻译,在日本鬼子面前点头哈腰,但在老百姓面前却俨然一方霸主。每个村都要给他送礼,哪个村不给他送礼,哪个村就遭殃,他对送的礼不满意,也会跑到日本人那里去,说几句就把鬼子带来,烧杀抢掠一通。因为有他的关系,杜家村从来没有被抢过。

  “杜汉奸看到哪家的女儿媳妇长得漂亮,就抢到家里去蹂躏。日本人在的那几年,他不知道强奸了多少妇女,抢夺了多少财物。抗战胜利开批斗会的时候,群众按都按不住,把他从台上揪了下来,每人割了他一块肉。”邱泽鑫说,那个场面让他记忆深刻,老十区有一个人,老婆被杜汉奸强奸,当杜汉奸已经血肉模糊了,他冲过去用镰刀割下了他的阳具,拿着到处跑,一边跑一边发出狂笑声。
   

日军”扫荡”后,房屋被烧、处境悲惨的群众。

  地方干部处境更危险

  正规部队遇危险可转移,而干部却不能离开本区,只有靠群众掩护

  “‘土八路’比正规的八路危险。正规部队的情报系统发达,他们可以到处转移,而‘土八路’没有这些条件,在遇到危险时也不能离开本区,只有靠群众掩护。”邱泽鑫比较着“土八路”和正规八路的区别,“正规八路穿便衣,背着枪,一年发一套单衣,3年发一套棉衣。而地方武装也就是‘土八路’什么都不发。”

  这些是若干年后邱泽鑫和一位正规八路军战士回忆往事的时候所作的比较,为了谁更危险这个话题,他们争吵了起来。但在抗战的时候,邱泽鑫是很为他所做的事情感到激动的。因为经他动员参军的人多,他还获得过银质奖章。

  “我们村43人参加革命,1996年我回到家乡,这43人中除我之外只剩下3个,其中一个截了一条腿,一个的眼睛被子弹打穿过。回去的时候我们说起往事,引来一片哭声,因为他们在农村的日子不好过。”相比起来,邱泽鑫觉得他的日子还是过得很好的,离休后,他和同为地下党员的老伴一个月能领到5000元左右的工资。“所以每次为灾区捐献的时候,我都是很积极踊跃的。”邱泽鑫说。

  1943年,因为积极能干,邱泽鑫被土山区区委书记发展成党员。1943年2月份,那正是寒假,有一天,在学校的礼堂开了小学教师座谈会,那一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老区的政策,要全脱产才算参加革命。4月份,丘泽鑫完全脱产,不再做小学教师,成为区委宣传干事,这样,他正式参加了革命。

  “脱产后处境更加危险,一个包包着你的文件,没有固定的住所,黎明前来到一个村住下来,吃了晚饭后马上转移到另一个村,吃饭都在农民家。”在农民家吃一顿饭算1斤粮,干部吃完后给农民粮证,农民的手里集了不少粮证后,就到区里把粮证换成粮食。

  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活动还没有公开,一切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区干部在某个村住下后,村里马上站岗,只准进不准出,这样是为了防止有人去告密,即使这样,第二天仍然要马上转移。

  “我们区的武装叫中队,区委书记兼中队教导员,我们区中队最多240多个人,区中队属于地方武装,需要为上级部队补充兵源。区中队的上级是县的武装,叫独立营,地区武装叫独立团,县武装也要向上补充。区中队的人多了,上面就说要升级,成为县武装,所以区中队在一般情况下也就五六十人。”对于当时老区的部队编制,丘泽鑫这样解释道。武装部队也没有固定的机关,中队、独立营到了一个村后也马上封锁,一有动静就马上转移。

  “地方上的干部比部队更危险。因为部队可以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干部不可以,不能离开他所在的那个区,敌人来的时候只能靠群众掩护,有时候也会靠地道掩护,但大多数是靠群众。”邱泽鑫说,这和电影上的差不多,鬼子来的时候,群众就认他们是自己家的人,儿子,女婿,或者侄儿外甥,就看什么身份比较合适方便了。这些干部,也是和当地的群众没两样,穿一样的衣服,做一样的事,本身也是当地人,不同的就是他们有一个秘密身份:共产党员。
   

日军”扫荡”时被强奸后又被剖腹杀害的妇女。

  日本人国民党都要对付

  国民党部队白天出来晃荡,而共产党的部队则相反,都是在晚上活动

  掖县土山区是在解放区的最西边,土山区是平原,这样就比山区更危险,可依仗的屏障不多。东面是日本人,北面是海,而南面,是国民党的游击队,属于鲁苏战区第13战区。“13战区没多少人,国民党的做法是到处派发委任状,给你连长当,让你去找人,而找来的都是些地痞流氓。”邱泽鑫说,国民党的部队白天出来晃荡晃荡,晚上是不出来的,而共产党的部队则相反,都是在晚上活动。在抗击日本人的同时,地下武装还要对付国民党的投降派,日本人经过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国民党的部队问都不问就让过去了。

  “在这里不是一家对一家,而是三家争夺。区武装的装备很差,我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一般是每人两个手榴弹,两个地雷,区中队100人共有50条枪。我们的武器大都是来自国民党之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蒋介石称为‘运输大队长’。”对于当时的“不劳而获”,丘泽鑫不无得意。

  武器除了来自于敌人,地下武装倒是有一个兵工厂,是在山区的根据地,不过只能生产手榴弹,修理枪支。在武器装备上,日本人最好,国民党其次,地下武装的正规部队比国民党的差,但比“土八路”的要好。而在人员上则相反,“日本人不招收,地痞流氓们主动去投靠,国民党是委任一个官后由他去找人,找来的也都是些地痞流氓,而共产党是去动员,来参加的都是觉悟比较高的知识青年,共产党扎入群众,真正是群众的军队。”邱泽鑫说。在抗战发生后的五六年,三方就这样僵持着。

  日本人要吃的,各村偷偷给日本人送粮食,否则日本人就要扫荡。村里有个维持会,是和日本鬼子打交道的,里面也有地下党员的人。敌人来了,维持会就出面给他们送一点粮食和钱,日本人需要人去干活,也有维持会派过去。“日本人主要是要炊事员,我们就派信得过的人去,我们的情报主要就是靠这些人。”
   
  “日本人不向我们投降”

  地方武装一个旅的兵力围了他们一个星期,但他们只向国民党投降

  百团大战后,日军开始重视共产党的军队,1942年,日军对八路军展开“扫荡”,号称是“十面出击”、“铁壁合围”,目的是要寻找我军主力,搞垮我军在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铁壁合围’在掖县围了20多天,残酷得很啊!老百姓被杀,房子被烧,妇女被强奸。1942年围掖县,死伤的老百姓无法统计,那是抗战以来最残酷的一次,口音不对头的也被拘留。”悲愤之情在丘泽鑫的脸上流露了出来。

  游击队对敌人也展开了反击。土山区里有一条铁路,区委把所有村组织起来去破坏铁路,人们撬开枕木和钢轨,扔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几天后铁路又修好了。在破坏铁路的时候,和出去演出一样,路边都是有人埋伏放哨的,但有一天晚上,村民们在破坏铁路的时候,敌人的火车在离村半里路的地方停下来,声音很小,放哨的人没有发现。火车有3节车厢,都装满了人,从四面包围了区中队和村民。

  “我们的人发现后发出警报,于是人们赶快跑,但有人直接跑到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村干部牺牲了3个,全区牺牲了六七个,其它区不知道牺牲了多少。”邱泽鑫说,这是他经历的战斗中最危险的一次。丘泽鑫参加过两三次战斗,“我们没有武器,没有力量去主动进攻,我们的政策是不打无把握的仗。县的独立营把几个区的中队组织起来和日军打,打的目的是阻止他们到解放区来。”邱泽鑫说。

  在土山区,日军有几个据点,每个据点都有碉堡和地堡,打碉堡和地堡都需要重武器,但是“土八路”没有这些武器。在碉堡的周围日军垒起了很宽的壕沟,里面蓄水,水里有梭镖,是看不见的,人到了里面就出不来。

  “1945年我们去打沙河镇,用了一个旅的兵力,地方武装包围了他们,围了一个星期。但是日本人不向我们投降,只向国民党投降。后来汽车开来了,接走了他们。他们走的时候我们打了一下,日本人有点伤亡,而他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得到命令,不能打他们,于是这些鬼子就到掖县去投降了。”邱泽鑫说。


人民武装进行军事训练。

  没放一枪的起义
   
  1937年12月,日军铁蹄踏上了山东,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而逃。在济南失陷的前两天,掖县县长刘国斌就挟带细软,仓皇逃回河南老家。中共掖县县委在西由沟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党组织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会后,全县六个分区委争相建立起了抗日武装,并成立了以我党为主,吸收国民党人士参加的“民众抗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县各区武装。

  1938年2月1日,日寇独立第五混成旅团一部乘18辆汽车占领了掖县城,逼迫民众到县政府大院开会,当众委任“永春堂药店”经理、掖县地方治安维持会会长刘子容为掖县县长,一天后,鬼子全部撤走。刘子容分别委任他的女婿、儿子、亲朋故旧为秘书、科员、警察局长、保安队长等职,从社会上网罗了一批汉奸分子,组成了伪县政府,宣布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平毁一切抗日工事。

  针对刘子容的倒行逆施,县委决定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推翻日伪政权。1938年3月8日深夜,起义部队臂缠袖标,秘密集结在玉皇顶。起义总指挥郑耀南做了攻城动员和战斗部署:郑耀南率部主攻北门;沙河王寅东、侯景清率部攻击西门;平度部队攻击南门。并事先派宿勋臣、王瀛洲秘密潜入城内,设计打开城门。不料宿、王两人偷开北门时,遭遇伪保安队巡警不幸被捕。刘子容始知有变,急求外援,然而各路电话已全被我方掐断,他只好下令紧闭城门,全城戒严,并和女婿张延善亲带一部分伪军爬上北城墙,企图顽抗死守。

  内应开城没有希望了,郑耀南当即决定在军事压力下展开政治攻势,迫敌投降。一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当汉奸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四野,城上的伪军开始骚乱,刘子容哭丧着脸哀求:“兄弟,我实在是迫于无奈啊!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我只不过受大家的委托,暂时出来维持维持……”

  看到刘子容有意拖延时间,有人提议把刘子容在乡下的亲属抓来,此举得到了指挥部的赞同。一会儿,起义部队就把刘子容的母亲用大车拉到北门下,刘母对着城墙上的儿子嚎啕大哭,刘子容抽筋似地倒在地上,女婿张延善丢下老丈人自己逃命去了。投机分子张良臣见大势已去,下令开城投降。上午10点,掖县城宣告解放。整个起义一枪未放,一人未伤。放手发动群众,重视政权建设,使得掖县一度成为整个胶东的抗日中心。(编辑:谭礼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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