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自古南蛮之地。广东在中国的版图上从来就是屏障，不是中心；深圳一开始就只是一块试验田，而且仅仅是块经济试验田。这种以首都为中心、以中原内陆文明为本体本位的传统眼光、传统思维，已经不可能为广东、为深圳找到恰如其分的定位。

　　近10多年来，广东淡出中国战略，深圳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固然与广东人、深圳人小富即安、不求上进有关系，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广东价值、深圳价值没有被中央决策者真正发现、真正重视。以深圳为例，近10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跟深圳的城市性格、城市气质、城市理想、城市价值取向相悖的，这是导致深圳城市无法确切定位的根本原因。深圳不甘心回到不合时宜的所谓主流社会，深圳人又无法超越强势的主流价值体系独立地给自己的城市以真正卓尔不群的定位，这就是近年来深圳人徘徊、彷徨、信心游移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深圳定位不确，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将以什么姿态面对国内、面向国际，也是个新难题。改革开放之初，京粤深港的那种亲善与默契，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形之下，整个广东地区实际上处于非常痛苦的抉择之中，并且开始不由自主地甘于以偏远地区自居，不由自主地以传统的岭南思维、岭南智慧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

　　传统的岭南思维是不管不顾大中国，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传统的岭南智慧是京不管粤，粤不管京，京若管粤，管得好就听，管不好就忍，忍不了就反。但是今天的广东已经不是传统的岭南，今天的广东不是与大中国了无干系的化外之地，而是引领中国经济与社会国际化、现代化的先锋高地。这个先锋高地的龙头就是香港。香港的龙头地位在最近10年饱受质疑，但是看起来还是经得住考验。

　　2008年元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刊登一篇题为《三城记》的署名文章认为，纽约、伦敦和香港三座城市所共享的经济文化不仅成为体现全球化的典范，而且也解释了全球化的原因。作者为这三座城市发明了一个新词：Nylonkong（纽伦港）。文章写道：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期，“纽伦港”也潜藏着某种能够重整旗鼓的实力。那里的人民都具备某种天赋的适应力。三座城市都曾是或仍是大港口。作为深海港的意识是这三座城市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三座城市都对贸易敞开了大门，而贸易可以动摇已建立的秩序，并增进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纽伦港”的金融服务业的经理人员不停地在全球各地穿梭，他们继承了托斯卡纳放债者的衣钵，正是这些放债者700年前首次将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用到了极致。

　　文章说的是香港，但是粤、港、深事实上是一体。尤其是深圳，从开埠之日起，深港两座城市的命运就是血脉相连的。深圳+香港，深圳人叫“深港”，香港人叫“香圳”，双龙戏珠，正在演绎中国的另一极。与农业社会中、因为与游牧民族的纠缠不休而构成的北极成为传统中国的千年沉疴不同，粤、港、深代表的当代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接轨的南极正在为这个老大帝国赢得勃勃生机。在浩瀚的南海之滨，从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到开阔的珠江两岸，一种与国际对接的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正在健康生长，并且影响和辐射周边的辽阔地区。这就是老外以世界眼光为粤、港、深定的位。

　　我同意这样的定位，并非是说，粤、港、深已经完美无缺，而是因为这样的定位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深圳的价值，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观、深圳的价值观，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取向、深圳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不是徒唤奈何的艳赵悲歌，而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所向。只要这种价值、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得以肯定，并为之不懈努力，事情就有可为。当初蛇口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可是袁庚看好蛇口，说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将来是世界上最适合人居的地方，这背后就有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在秦城监狱呆过5年半的老头，出狱以后大概是再也不想回到北京做高官了，他的外交官背景的世界眼光告诉他，夏威夷才是值得向往的地方，蛇口就是要建设得比夏威夷还好，他把晚年全部奉献给了蛇口，一步也舍不得离开。早期深圳的主要领导也是在荒芜之中来到深圳的，他们理想中的深南大道不是行政建制下的省道、市道，也不是皇城中的长安大道，而是新加坡等海外城市的国际大道，他们心目中的深圳没有国内的模板，他们是以世界眼光来打造深圳的，他们愿意为这样的深圳生一千次，死一千次。我在这里反复说袁庚等，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价值其实在我们心中，你向往什么，你才会看重什么。如果你能看到粤、港、深作为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文明的新一极，她就是商业时代的长安、现代社会的罗马，她具有媲美纽约、伦敦，辐射中国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你就会在这里呆得安心。

　　重拾特区理想，重启深圳改革，闯出一条新路

　　作为一个深圳主义者，我时常思考深圳为什么要搞特区。如果说，深圳之“特”是特在“特区”，而“特区”又仅仅是特在几条经济政策的优惠与特殊，那么，深圳的意义就被降到了非常低、非常有限的层次上。这样的深圳，完全不值得海内外人士这么多年来如许殷切的关注与期待，也完全不足以吸引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来冒死相投。但是，如果说，深圳之“特”是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风向标”、特在为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而展开的新的探索和尝试，那么，深圳的意义就非同小可。我认为，正是从蛇口开山炮的震耳巨响中、从国贸大厦的“深圳速度”中、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拓荒者精神中、从“风中亮出自己的旗”的深圳感悟中……饱受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之苦的人们听到了春的消息，看到了梦的希望。深圳再一次激起了中国人追求财富、自由和幸福的光荣与梦想。每个投奔深圳的人都心怀一个梦，一个中国人百年未圆的富强、民主、文明之梦。深圳是这个梦重新开始的地方，深圳凝聚了这样一群追梦人，这是深圳真正的特色、魅力、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也是深圳之所以令当代中国人梦魂萦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因此，那种视深圳特区为纯经济特区、把“深圳梦”狭隘地理解为“发财梦”、以几条经济优惠政策代表深圳特区、以具体优惠政策的变更代表深圳特区的存废的观点是十分肤浅的。具体的特区政策可以变，具体的特区范围可以变，但是在“富强、民主、文明”的梦想在中国成为现实以前，深圳特区的方向和使命不能变。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梦想不可能一夜之间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变成现实，她需要探索、需要尝试、需要逐渐推进、次第实现，而深圳正是各方面条件最成熟的地方，是我们的梦想赖以根植和成长的沃土与温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对深圳市的领导人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

　　任何改革其实都是发轫于民间社会，识时务者因势利导遂成俊杰。农村改革始自安徽小岗村，素以乞讨闻名的安徽农民连乞讨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冒着杀头的风险包干到户，领导者理解和顺应了这些农民的要求，并将农民们的办法加以完善后推而广之，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农村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始自深圳蛇口，河对岸、海对面是如此的繁荣，这边的人们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枪林弹雨也挡不住外逃的居民，主政者审时度势开辟特区，引进外资，于是成就了深圳的一夜城。今日之广东，今日之深圳，市场经济锤炼出一个庞大的自食其力的市民阶层，市民社会呼之欲出。业主维权，市民参政，社区自治，行会独立，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媒体良性互动……，由民间自发的社会改革与“十七大”推动的各项改革不谋而合，正所谓民意可用，此时不当机立断重启改革，更待何时？

　　今天的中国已经步入后权威主义时代，毛、邓式人物俱成往事。窃以为，国家之大，情况千差万别，见解各不相同，深层次改革、社会改革尤其不可能依靠权威人物的影响力遽切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应该要跟经济改革一样，率先在条件具备、阻力最小的地方先行先试。深圳正是这样一个条件最成熟、社会震荡最小、深层次改革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地方。不改革、不开放则已，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圳依然是最好的试验区。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是正式确认深圳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性改革开放特区的最佳时机。

　　《礼记·中庸》有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倘若能以深圳为突破口，在政府财力有余之际，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以安普通百姓；在先富人群有因富思贵之心的时候，引导社会风气向善求雅，以为上流榜样；在市民踊跃、群情思治的时候，巧用民间智慧、民间力量，醇化吏治，以打造社会中坚……，如此，则不仅财富新秩序可以确立，钱社会游戏规则可以建立，而且，一个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全面发展、科学发展、永续发展的模范新城可以脱颖而出。做到这一点，我以为不需要打打杀杀了，相反，何妨轻松一点、优雅一点、智慧一点、幽默一点，象老罗斯福总统那样反托拉斯，象英国佬那样开展绅士宪政，象蒋先生那样来个新生活运动……，我们满足了温饱，步入了小康，应该有条件来做点有趣味、有品位的事情了。这也算是一种和谐吧？汪、黄二帅以为如何呢？

　　老亨：深圳知名网络评论员、奥一网资深网友，《深圳青年》菁英版出品人。2001年由老亨创办的因特虎，被誉为研究深圳最好的网站；2004年起连续出版的《因特虎深圳报告》是中国唯一的民间版城市蓝皮书，因特虎团队因此被称为深圳民间智库；2007年，以因特虎深商俱乐部为基础成立的深圳市深商研究会，是由深圳民间发起、政府正式注册的新型商业研究组织，老亨是该会主要发起人、现任负责人，代表作有《深商的精神》。

（编辑：吴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