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罗必良
“这（企业外迁）是个好事情，产业升级说了十多年了，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现在企业开始往外搬了，有的地方政府反而慌了。其实就是政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包括政策准备。”
“对部分制造业外迁导致广东‘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是多余的。香港是一个地区概念，而广东背后是一个国家概念。广东的产业转移是省内转移，企业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山区和东西两翼，此外还有周边省份，以及整个中西部的广阔腹地。不像香港，弹丸之地，一转移就转出去了。”
——罗必良
产业升级正当时
记者：近年来，一股“走出珠三角”的风潮正在企业间刮起。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罗必良：按照经济规律来看，产业转移是广东长期的经济粗放增长的必然结果，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事实。现在有点把恐慌情绪给扩大化了，就觉得原来的优势没有了，低成本的原材料、能源、土地、劳动力都没有了，企业感觉到艰难，生存压力很大，新的限制政策又不断出台，结果雪上加霜。
但在我看来，事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3成多的企业搬走了，说明还有7成的企业选择留下。而且我们要把这次转型看成一种契机，甚至是好事情。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就说要产业升级了，喊了十多年了，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现在企业开始往外搬了，政府反而慌了。其实就是政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包括政策准备。
广东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推进产业转移和升级，同时也可以缓解土地、能源、环境的压力，缓解产业的同构竞争，宏观上还可以带动区域均衡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
但它不利的一面，就是会影响经济总量的增长，带来税收、民间资本以及人才的流失，还会加剧外地与本地企业的竞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觉得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幅度不会太大，因为真正上规模的企业是不会轻易搬迁的，恐慌是不必要的。
记者：虽然说“腾笼换鸟”是当地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既定政策，但也有不少专家以及厂商认为，这一政策至少在目前的效果是“新鸟未至，旧鸟纷飞”。我们要怎样才能慎防部分外迁行为引发连锁效应？
罗必良：“腾笼换鸟”，我不赞成这样的提法，其实“笼子”并不是腾空，只是要腾开一些空间，让留下来的鸟长大，让新的鸟飞进来。应该是“笼腾鸟大”。
怎么样才能吸引新鸟进来？关键是看政府职能如何重新定位。以前那种依靠低价卖地、税收优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政府应该通过改善服务、优化产业链条与产业配套，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优质企业来广东落户。
一家产值为几十个亿的大企业，上下游涉及的产业链是非常庞大的，如果让它整体搬迁，成本非常高昂，也不现实。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提供配套服务，比如为企业搭建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对接的平台等。
广东的优势就在于市场繁荣，毗邻港澳，信息交流充分，基础设施与产业配套良好，物流发达，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相对比较完善。
广东不会“产业空心化”
记者：有人提出，香港早期也是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结果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空心化弊病凸显。广东会不会同样面临产业空心化？
罗必良：广东“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是多余的。首先，香港是一个地区概念，而广东背后是一个国家概念。广东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转移是省内转移，企业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到山区和东西两翼，仍然保留在广东省内，此外还有周边省份，以及整个中西部的广阔腹地。不像香港，弹丸之地，一转移就转出去了。广东不会重蹈香港的覆辙。
其次，向高端产业提升和发展，并不意味着产业空心化。珠三角应该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事实上，大部分飞走的“侯鸟”并非连根拔起，只是将制造环节迁出了广东，其销售、物流、研发等高端环节仍然留在珠三角。
此外，产业转移园区建设应该是接下来广东经济总量增长的主要支撑点。比如中山火炬产业园与阳西县建立“产业转移飞地”，河源建设手机产业集群飞地等，拉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打造“总部经济”基地
记者：当前企业外迁的模式，可以说为广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大好的机遇。那么广东如何利用好已有的根基，抓住现在出现的机遇，为打造“区域总部”基地作充分准备，提供最好的条件？
罗必良：总部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要基于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市场竞争加剧，对于战略资源（如信息、高级人才、科研成果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不同区域之间，战略资源和常规资源（即土地、能源、材料、劳动力等）存在明显差异。在发达的中心城市，战略资源密集，获取的成本较低，在欠发达地区，则常规资源密集，获取成本较低。
而广东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城市群，以及资源充裕又经济相对落后的周边地带。企业把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不但能够取得在原有布局模式下难以取得的资源配置综合成本最低，而且使得总部所在中心城市密集的人才、信息、技术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释放，也使加工基地所在的欠发达地区密集的制造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吴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