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原
一
我很喜欢黄仁宇先生的书，尤其是他的《万历十五年》。我总是把文字当成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形式。生命的本质是细腻、智慧、犀利的，最好的文字也该如此。黄先生的文字就具有一种奇特的穿透力，它穿透时间的迷雾和烟云，用独特的视角，带你直抵历史的真相。
在具体谈论这本书之前，先说一说书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先生青年时曾金戈铁马，与田汉、田海男父子相交甚密。1944年随抗日远征军在印缅前线，专司向最高统帅部报告军情。征兵内幕、远戍苦情、与日寇近距离血战等，黄先生无不知晓。解甲求学，先生得到了李约瑟、费正清等一代宗师的指点，从上世纪70年代始，奠定了其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明史的权威地位。2000年1月8日，先生逝世了，仅有《中华读书报》等刊发了短短的消息，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黄先生悄悄的去了，正如他悄悄的来？？
黄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一直显得颇为尴尬。美国学术界认为他的“大历史观”属于早已过时的大叙事，大结构，违背蓬勃崛起的微观史学和眼光向下的社会史潮流，他在美国的任教旅途受尽坎坷。可当他的书《万历十五年》在国内狂销上百万册后，先生又摇身一变成为流行读物作家，但国内学术界却仍把他逐之于正统墙篱之外。台湾更有人调侃其为“史学界的琼瑶”。我也曾扪心自问，《万历十五年》真的仅仅是某种流行的文化时尚符号吗？
二
我手中的《万历十五年》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装帧简单的小书，根据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这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史书，展现了皇朝和士人世界的斑斓“面，其运思与灵动之气浸透着黄仁宇先生多年沉浸史料的非凡功力，单就熟读明实录的毅力而言，就非一般流行作家可望其项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新旧交替而又极其重要的时期，作者能把这一时期关键性的人物、典章制度和复杂的政治文化现象，融会贯通，系以一年，抒发自己的见解，以简约流畅的文笔，描述王朝末世的社会状况，是需要深厚功力的。
书中写到，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三十五岁的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北京煤山，随他陪葬的是脚下这个两百七十多岁的大明王朝。这是一个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亡国之君，因为他本人是个励精图治，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如果生在太平盛世，有很大的希望是位治世能君，但却生不逢时，以致他死前曾愤？地在书案上写道：“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尽管这句话也有失偏颇之处。
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一句话基本为这个皇帝和帝国盖棺论定：“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这句话为后世许多史学家和学者所引用。清代官方正史《明史》也引用了这个观点：“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如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明亡清兴六十年”也是从“万历怠政”开讲。也就是说，清代以来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基本都认为明神宗万历帝是造成这个庞大帝国崩溃的罪魁，而具体表现在他三十多年的怠政与“争国本”事件引发的明末党争。所谓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其实是明代历史上四海升平，平平？？的一年。但黄先生便是在历史的碎片中拾起了这一无关紧要的一片，解剖了从君主到臣民的一场大失败，从而预兆了大明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封建史西风残照的最后时日，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般，已经悄然到来。
三
这本书用了人物传记的方法来叙述历史的真实，书中第一个和第四个叙述的人物都是万历皇帝。万历帝是从万历十五年开始怠政的，在这之前他有过四年的勤政时间，他清算了张居正，但发现自己并未得到皇帝的自由，甚至想要立宠爱的皇三子为太子也屡遭批评，于是他就选择怠政，对全体文官进行报复；第二个叙述的人物是首辅申时行，所谓“吴生落拓楚生狂”，他是一个善于调和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太平宰相，与专断独行，倡导经济改革的第三个人物故首辅张居正所作南辕北辙，但两人又殊途同归，张居正病死后被政敌清算？家，申时行在位时即被弹劾下野；第五个和第六个分别是是清官海瑞和名将戚继光，海瑞的保持意识先进与戚继光的国防军事改革并未对时局造成影响，他们都于万历十五年去世，死时家贫如洗；最后一个是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李贽，于万历十五年剃发为僧。总之，这些君臣的理想和价值被这个黑暗的大现实个个击破至于淹没，他们都成了这个王朝的殉葬者。
于是黄先生在文章末尾作了这样一个总结：“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四
究竟是什么因素构成了这样一个大黑暗现实，导致万历君臣的一场全面大失败。黄先生其实在每章都有所涉及，皇帝、首辅、文官、武将、思想家，所有的失败都可以归结到一点：畸形发展的文官制度。中国古代史从“？铁炉中。火焰”到“坑灰未冷山东乱”，从“武皇开边意未已”到“冲天香阵透长安”，几千年来笔杆都是为枪杆作陪衬的。但宋鉴于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通过一系列改革出现了文兴武衰的形势；科举制度与程朱理学的盛行，更加强化了文官的力量和地位；明代则把这种重文轻武的措施发挥到了极致。
封建社会是礼治社会而非法治社会，文官集团无疑成为这种礼治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表面宣扬这种仁义道德，实际却抛弃这种软约束不顾，不断地扩张个人欲望。于是到后来他们便可以直书皇帝酒色财气，可以使得皇帝怠政；可以清算已故首辅，扳倒在朝首辅；可以压制清官道德提倡和武将军事改革；连思想家在这种无坚不摧的集团面前也只有最后选择自杀。
五
很多人对《万历十五年》的优美文字和曲折的故事津津乐道，其实真正的精彩蕴涵在作者对明朝乃至中国历史衰败原因的解读：明帝国的运转和维系由于过于依赖道德训戒和中国人所惯用的人情世故的标准去揣测周旋，因而不断地在内耗中损失掉了再生的能量；文官制度恶性的膨胀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弱点，即以道德代替法制，而明代正是这两千多年来症结的集中爆发。对此，黄仁宇先生精辟的总结道：“只有把人情世故置于完善的法律和社会制度化的轨道中限制其随意的发挥，才能避免帝国衰败的命运。”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道德相对法律来说是一种软约束，缺乏法律保障的道德在和欲望的对抗中最终失败。在没有强制约束力的道德外衣下容易产生权力腐败，而权力腐败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涣散和溃败。现代化社会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建立理性的法律制度和创新法律对社会的调整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
（作者单位：省检察院）
点评：成建三
在阅读界，黄仁宇和他写的《万历十五年》一再被人们提到和议论，读后感的作者也提到其人其书及其传奇色彩。但是，与很多人不同，作者对《万历十五年》内涵的解读，紧紧围绕到了一点，那就是，明帝国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其道德化的政治。从这一点出发，作者又引用文中案例和历史事实进行了论证和发挥，使其观点更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读史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中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法制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唯有此方能避免权力的腐败，这正是作者点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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