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大跨越”

　　2002－2007，回眸这极不平凡的五年，怎样概括广东经济的巨大变化？

　　我找到的关键词是：“大跨越”。

　　不是吗？2000年，经过改革开放22年的奋战，广东经济总量完成了第一个万亿元的积累；4年后的2004年，广东创造出了第二个万亿元；3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展望2007年全年的经济成就时发现：今年广东的GDP将逼近3万亿大关，也就是说，广东第三个一万亿，仅需要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广东经济总量上第一个大台阶用了22年，上第二、第三个大台阶用了7年，其中最关键的时期在近五年，跨越步伐之大，跨越速度之快，超出了世纪交替之时人们的想象。

　　大跨越是一个偏于抽象的用语。但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可供想象、可供观照的意象：从紧挨市区、拥挤不堪的旧广州白云机场到大气磅礴、亚洲一流的新白云机场是一次跨越，新机场成了广州一日游的重要景点就更耐人寻味，它为广东经济实力的大提升树了一块物化的纪念碑。

　　从原来“只见星星，少见月亮”的企业分布格局到丁磊、张茵、杨惠妍等一大批广东巨型企业的掌门人接二连三地登上中国首富榜，是一种跨越，它们是广东财富加速积累的重要象征。

　　在对惊人的创富故事感慨之余，我们不禁要追问：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近五年的广东呈现财富加速涌流的状况？

　　这个答案的关键词是：“基因再造”、“模式转换”。

　　基因再造 模式转换

　　广东第一个万亿财富的积累，最核心的基因是什么？一曰廉价的土地、能源、原材料——它们被统称为财富之母；一曰数千万廉价的劳动力——它被尊称为财富之父。

　　财富之父和财富之母的天作之合，如同魔咒一般从地底下呼唤出庞大的生产力。但随着土地供给、煤电油运的日趋紧张，随着“民工相对短缺”时代的到来，宣告了这旧的财富生产模式已经接近走到尽头。

　　新的制造财富的基因及时地制造出来了。它们是：创新能力、企业家精神。

　　新的财富的基因也有它们的象征物：比如神奇般崛起的两座城：广州大学城和广州科学城；再比如，七大中国世界名牌中的三位广东“选手”：华为、中兴、格力。

　　财富基因的新旧替换，使广东迅速开始了经济增长方式由高投入、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四高一低”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增长、高效益、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三低二高一增长”模式的历史性转换。

　　将这种模式转换生动而形象地留存在人们脑海中的代表性事件是广州人时隔三十年后再度大规模横渡珠江这件事。虽然一年仅组织这么一次，但这一桩广东迎来“环保拐点”的标志性事件仍极富象征意义。

　　而上述的模式转换被更精炼地概括为从“又快又好”转为“又好又快”。两个字眼次序的替换，颇具思辩味道：广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快字当头，就很难求好，不能求好，最终将求快而不能；反之，好字当头，就能以好带快，最终是又好又快。广东过去五年节约能源、节约土地走在全国最前列，率先喜迎“环保拐点”，而经济总量又能在五年内跨上两个大台阶，就是力证。

　　居安思危 取长补短

　　那么，广东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能够较早开始转型？一言以蔽之：是广东得聆先声，率先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结果。更具体地看，关键词落在“忧患意识”上。

　　回顾五年采访广东经济的感受，这五年是全省上下更注重横比的五年，跟国内发达兄弟省市比，与亚洲四小龙比，与发达国家与地区比；是各级干部群众忧患意识更强的五年，对内、对外都在经常谈危机感、谈不足，都在琢磨如何取长补短。

　　居安思危，取长补短，使广东在过去五年里，赢得或重夺一项又一项含金量很高的全国新冠军头衔：一般贸易出口冠军、引进外资总额冠军、成长型中小企业数量冠军、发明专利申请量冠军、中国世界名牌数量冠军，率先迎来一串串的新“拐点”：环保拐点，区域协调发展拐点……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广东五年来率先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动力所在，这是广东五年来经济发展模式率先转型，经济实力大提升一大成功经验。

（编辑：付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