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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端表正的华南理工大学

2002-10-22 17:05:55

  南方网讯  这所学校对我来说有点诡异,准确地说我从头到尾都不像是一个学工科之人,然而我却在这里读了四年书。

  西湖边,金银岛上,多少欢笑忧愁依稀入梦乡。

  一向热闹的校园中竟也有如此幽静而神秘的去处。
  就像让一个离经叛道的僧侣来讲述一所寺院一样令人难以相信,上个世纪最后那几年,我坐在华工的教室里,心猿意马地望着窗外春暖花开,回味着郑愁予的诗,“的的答答的马蹄声是个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由于发现和自己的性情相差太远,四年时间我几乎没有深入到华工学术的精深处,就像应付一桩没有感觉的婚姻一样,我读了不少闲书,在东十一宿舍的楼顶上喝了成百上千支啤酒,毕业若干年后我无意中又回东十一看了一次,睡在我当年那张床上的师弟正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恍如隔世,有点惭愧,那间宿舍东十一304,在错乱迷离的梦里又回到过几次。

  谁能想到当年踌躇满志进了华工的交通学院,多年后我又会成为一个终日深究吃喝之道的饮食记者呢?东南大学内燃机系的朱文后来成了诗人小说家,所拍的电影还拿到威尼斯参展;黄爱东西在中大时据说学的是动物学,末了却成了广州有名的小女人作家。我是否也是另一个异数呢?听说现在我工作的同一幢大楼里,《城市画报》写乐评的郭江涛也是出身于华工,当时学的是工商管理,早早改行去捣腾音乐了。再玄一点,《南方都市报》的领导竟是我在华工同一专业的正牌师兄。

  不管是否得华工的衣钵最后修成正果,我们许多人身上都有一种和华工难以割舍的关联,至少这份天马行空“仰天大笑出门去”的风骨在广州其它院校的门徒身上很难看到。理工科院校能够培养出一种极富逻辑性的超然物外的“狂”,如果把人生化分为角色、位置、分寸、境界四个层次的话,“狂”无疑是一种格外专注的境界,有点中国魏晋以来“见佛灭佛”的无拘无束。

  还在读大学那会儿,电信学院出了个据说曾到北京和许多诗人会晤的“诗狂”杨昂,有个下午杨昂背着一书包他写的诗稿跑来东十一304找我,说是想交流交流,那阵子我已经浮躁得对诗歌不太感兴趣了,冷笑着将杨昂送出东十一。大三时杨昂在外面拿了个诗歌大奖,在广州小有名气,毕业前夕这厮还在华工体育馆礼堂里搞了一次“诗歌+摇滚”的个人表演,当时我作为学生干部在台下维持秩序,结果被他激情四溢震耳欲聋的咆哮震撼,逃出礼堂顺着学生活动中心跑回东十一,背后还是杨昂一声声的呐喊,“我的青春啊!!!”

  毕业后我在广州的一次诗人聚会上还见过杨昂,最近一次是《新周刊》关于“飘一代”的报道中用两个整版讲述杨昂的故事,想想华工一直以同一班学生中连出中国彩电三大巨头而为外界称道,我真有点哭笑不得。

  记得是蔡元培先生曾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如果仅仅是一个以产生技术骨干而闻名的华南理工大学,恐怕很难体现出那个“大”字,华工的难能可贵就在于用它宽阔的学院为许多种子提供了生长土壤。旧苏联办大学的模式结束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并非是一味在“术业有专攻”上作文章,大学本身更应该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天地。刚入学时我还为华工没有开设大学语文课而耿耿于怀,后来当时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长杨叔子不仅在各专业普及了大学语文课,还再三强调人文精神对于工科大学的重要性,现在报社不少同事就是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的新闻系。据说我毕业没多久,华工也有了自己的人文学院。

  在东十一时,还有一位要好的哥们,此君不谙数理化,却精通周易八卦,熟读诸葛亮的《马前课》、刘伯温的《烧饼歌》,床头备有龟甲古币之物。毕业后哥们到地方上做了领导,交往渐渐疏远,不久前告诉我毕业时我那几盘崔健的带子是他拿走的,不过现在已经不再听了。我一下子又怀念起承载着许多记忆的华工来了,那些欢笑着走过一号楼的姑娘最后拧结成了记忆中的花手绢,那些关于青春的冲动和梦想,像跳过东湖水面的石头,激起涟漪又消失干净。

  宿舍里的铁床还在,湖边的石椅还在,当年的那些人呢?

建筑之旅:

 

曾经是华工象征的石牌坊如今破旧而孤单。

重新竖起的中山像意味着价值的回归。

百步梯上登绝顶,是华工薪火相传之路。

五号楼是中山大学文学院旧址,发生过许多文化盛事。

日规台代表着对形端表正准则的遵循。
   石牌坊:曾是华工之象征

    破旧的石牌坊曾被当成华工的标志,很多年前我在云南小城里欣喜若狂地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通知书封面的石牌坊。

  但事实上,石牌坊并非像通知书上一样用“毛体”书写着“华南理工大学”几个字,而且这牌坊也非华工所独有。今天我们看到的牌坊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两旁分别挂着“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两块牌子。

  石牌坊真正的渊源于最早的中山大学,现在的华工是建立在原来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的,今天的中山大学又是从岭南大学脱胎而来。石牌坊上原来所写的字就是“国立中山大学”。我在农垦路那一带还发现了另一个规模较小的牌坊,上面写着“国立中山大学西门”,类似的建筑风格在老武大和老清华的身上也能看到。

  我到华工念书时,石牌坊旁边的立交桥还没建,每天许多行人和车辆就在铁道边等火车经过后从石牌坊底下鱼贯穿过。立交桥修好以后华工门前的大道移动了轴线,石牌坊被孤零零地遗落在了桥下面,不再显眼不再重要,许多车辆从立交桥上风驰电掣地经过,有人竟疑惑找不到华工这个有名的石牌坊。

  中山像:价值回归之意

    华工最早有一座孙中山铜像,就安放在今天十二号楼前面的花坛上,但据说被后来由岭南大学合并重组的中山大学给搬走了,华工人因此耿耿于怀。没了铜像的花坛底座犹如一个孤零零的怪物,黄昏时还会有一些老头子跳到上面比划着孙中山先生的动作,有一种废墟的沧桑和悲凉。

  走到新世纪时,华工又突然在一号楼前面隆重地树起了一座孙中山铜像,不知是否意味着一种价值的回归。有人说,到了中山大学门口还不知孙中山在哪里,到了华工一早就看见孙中山站在门口等了。

  原来的花坛呢?被安放了一个类似装置艺术的日晷,以后是没人再敢跳上去了。

  百步梯:薪火相传之路

    所谓百步梯不过是从一号楼到十二号楼之间的一段长石梯。但在华工,这条石梯却格外有名。

  首先华工以前有一份代表着主流的文学杂志就叫《百步梯》,许多按捺不住寂寞和遐想的华工学子就在这里开始了文学梦。于是有了一些阴差阳错的美丽。

  从地形上来看,百步梯颇有中国古代入山修炼的格局,一条狭小的石梯在两旁绿茵的簇拥之下笔直而上,其喻在曲径通幽,还是人生如山登绝顶?

  由于华工主要的两块教学楼群就分布在百步梯的两端,每到课间时分,上去和下来的学生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远远望去好似一条香火旺盛的进山之路,华工于是得以薪火相传。

  五号楼:文化盛事之地

    华工的具体位置是天河五山,五山之所以得名据说是确有五座孤零零的小山峰。

  五号楼就坐落在华工一进门口右手边的小山峰上,现在是华工的电工教研室,而从前,这里是中山大学的文学院。

  所有和解放前老中大有关的文化盛事都跟眼前的五号楼摆不脱干系。

  由于当时我住的宿舍东十一就孤零零地躲在五号楼的后面,所以日暮黄昏时我就会围着这幢楼转转,五号楼的正门口墙上还镶着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对文学院的规训,我还发现四周的下水道井盖上都铸有“民国某某年,国立中山大学”的字样,但现在再去看时,却都换成了“华工大学”的井盖。

  有一年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我孤单地坐在东十一宿舍的窗前望着天空,这时一个晴天霹雳,我眼睁睁看着一道闪电把五号楼东段的屋顶劈去了一个角!惊悚之余,我不由对世事无常充满了恐惧,同时对眼前饱经风霜依然固执存在的五号楼心怀敬意。

  建筑红楼:高山仰止之境

    在华工的各个院系中,建筑与电信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华工学术的灵魂在这里得到了体现,从这两个专业走出来的华工学子通常可以傲视同侪。

  要说明这一点,看看建筑学院的“大本营”建筑红楼就知道了。

  建筑红楼隐藏在华工东湖的后面,庄严而矜持,如果说华工前面的建筑群是洋洋洒洒,到了这里就变得高山仰止。

  骄傲不是没理由的,广州现在的标志中信广场就由华工建筑学院设计,连现在中山大学引以为荣的永芳堂,其设计方案亦是出自红楼。虽然不是红楼门徒,但我们也熟知红楼里有位名叫何镜堂的中国建筑大师,甚至成为向外校夸耀的资本。

  这种登峰造极的境界,也许可以理解成曾经属于少年时代的英雄梦。

  日规台:形端表正之准则

    学校12号楼(中山大学位于石牌时期称为法学院)前,有一座制作浑莽、饰纹繁重驳杂的台座,经考证可以断定,台座应是日规台。

  据记载,制作这座日规台耗资3350大洋,是由当年法学院的师生员工捐款建筑的。由广州的建筑承包商“吴翘记”承建、工程师胡德元主理,于1936年11月动工,1937年造好。但在抗战中,日规盘下落不明。

  日规又名“日晷”或“日圭”,是古代按太阳日影测定时刻的仪器。《民国廿六年——国立中山大学现状》有载:“……籍示政治、法律、经济诸端之准则。使凡出入本院之人,日受感召,将来学成致用,亦能本其日之认识,深知所以自处,以大有造于社会、国家。意义至为深远。”

  在校庆49周年之际,学校依当时图纸复制了一座日规盘于台座,为学校增添了又一处人文景址。

摇篮传奇:

    华南理工大学建校以来共向社会输送了本科毕业生10万多名、研究生7000多名,其中一大批已成为出类拔萃的专家、教授、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副司令员徐宏亮、格力电器集团董事长朱江洪、中集集团总经理麦伯良等。

  最具传奇色彩的要算在闻名全国的四大彩电企业中,就有三大彩电企业的“当家人”是华工82届毕业生——康佳集团总经理陈伟荣、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创维集团总经理黄宏生,华南理工大学被社会誉为“工程师的摇篮”、“企业家的摇篮”不愧是实至名归。

五十华诞:

    华南理工大学原名华南工学院,组建于1952年,11月17日是其校庆日。由当时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三校工学院以及湖南大学等中南五省12所院校的有关系科合并成立。学校名师荟萃,学科根基深厚,再加上植根于具有改革、开放、创新传统的南粤大地,学校一直在较高起点和较高层次上发展,1960年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88年1月更名为华南理工大学。1995年首批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进入国家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大学行列。

校史新说:

    一般认为华工的历史从1952年院校合并开始,至今有五十年。但华工校方最近考证,如果以完全合并过来的广东工业专科来为主线的话,华工的历史将大大提前。

  广东工业专科作为其中一所被合并的老校,它是由清朝广东政府的劝业道于1910年主办的。初名为广东工艺局,1918年继而更名为广东工业学校,旋又改称为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1924年再易名为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当年人称“甲工”或“工专”。1952年工专调整到华工前长达42年的历史,学校对此溯及的介绍或研究不多。而社会的大众传媒对此也没关联性的报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今年也可算是华工92年的校庆。

革命先辈:

    这所学校在大革命时期是广东青年运动的中坚之一。它的众多学生是广东五四运动的勇士,是早期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中的先锋,是波澜壮阔的工农运动中的领袖人物。阮啸仙(1922年机械科毕业)、张善铭(1918年入学)、周其鉴(1922年染织科毕业)、刘尔崧(1922年机械科毕业)、黄学增(1924年毕业)、黄居仁(1922年入学)、周文雍(1922年入学)与邹师贞(1924年化学科毕业)、黄永铨(1917年或1918年入学)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所学校当年因此被称为“红色甲工”。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阮啸仙和周其鉴组织广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领导广州地区的“五四”运动,并同时创建广东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广州青年运动的学生领袖。1921年3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阮啸仙、张善铭、周其鉴、刘尔崧、黄学增等即为其中一分子,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周文雍1923年入团,任学校团支书,自1924年起他献身工人运动,1925年入党。1927年4月刘尔崧牺牲后,周文雍接任广州工委书记,同年作为广州起义指挥部委员兼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1月不幸被捕,2月与同时入狱的未婚妻陈铁军在广州黄花岗(现广州烈士陵园)刑场上,大义凛然地向敌人宣布以合影留念的形式结婚后,从容就义,当时年仅23岁。(编辑:何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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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涛 新闻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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