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 摄

　　■逐梦者说—我和特区40年分享会

　　“当年的宝安人，怎么想也想象不到深圳会变成今天这么繁华；新来的深圳人，怎么想也想象不到当年宝安县的旧面貌。”89岁的方苞谈起深圳40年来的沧桑巨变感慨良多。

　　1979年，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转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是深圳市建市、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元老之一。1984年，他又赴珠海，担任市委书记，任职3年。

　　日前，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主办的“逐梦者说—我和特区40年分享会”邀请到方苞，一起追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说，深圳今天的巨变是老一辈、新一代深圳人在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下，敢闯敢试、真抓实干干出来的，不是拍胸口拍出来的，也不是靠空谈谈出来的。

　　方苞是深圳经济特区“拓荒牛”，但他常怀谦卑。他说：“我还想，当年如果换别人来做，可能做得比我更好。但我自问当年已经尽力了。”

　　建设之初

　　“不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很难发展”

　　南方日报：日前，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您作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后有何感受？

　　方苞：听完总书记的讲话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特区建立前后发生的巨变和特区初创时期的艰辛，反复在我脑中浮现。

　　总书记讲话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十条宝贵经验”，肯定了“五大历史性跨越”，赋予了深圳“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使命。“讲话”既是对深圳特区40年敢闯敢试、勇于实践的高度概括，更是新时代引领特区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将推动深圳在新时代、新起点再创新的辉煌。

　　南方日报：您能回忆一下40年前深圳的样子吗？

　　方苞：深圳市之前叫宝安县，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边境县。1966年至1978年，全县农民集体分配所得年均增长2%，而当时英国管辖的新界农民收入每年增长两位数，群众性偷渡外流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历届领导班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仍未能解决好。期间，宝安各级干部都努力设法使农民富起来，为何仍与新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经过多次调研、反复思考，认为根源是制度的障碍，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管理体制，以及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管理体制。

　　1978年4月，习仲勋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当年7月，他到宝安视察调研，同意我们的分析，批准我们放宽边境政策的建议，宝安经济才有了快速发展。

　　南方日报：习仲勋同志到宝安视察，都去了什么地方？

　　方苞：他作风踏实，不做表面文章，刚到就说：“我不听汇报，下去看。”3天看了社办企业，也看了刚引进的“三来一补”企业，到农村基层干部家家访，还与偷渡人员交谈。在去沙头角的路上，他看到公路旁两个农民被铐住。他问我，为什么把人家抓起来？

　　南方日报：逃港？

　　方苞：是，边防部队抓的。从沙头角回来已是晚上7点多，天已黑了，还没吃饭。他坚持找到那两个偷渡者了解情况。偷渡者说：“肚子吃不饱，分配收入低，听说香港一个月可以赚几百块钱，我想到香港去。”习仲勋同志一听，就明白了。

　　他在沙头角中英街上看到，香港那边购物人潮川流不息，我们这边冷落萧条，心里很难受。我想，此时他已准确判断偷渡根本原因是我们经济发展缓慢。他同意我们提出的恢复边界农民民间小额贸易、扩大过境耕作、调整数万亩水稻田改种蔬菜出口、改进国营外贸公司经营出口若干弊病等建议，并说“说办就办，不要等”。

　　面对质疑

　　“坚信改革开放，从未动摇、从未犹豫”

　　南方日报：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当时，深圳的干部群众是什么反应？

　　方苞：党和国家作出改革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符合城乡人民的心愿和迫切要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实践深刻感到中央决策正确，强国富民，看到了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希望，欢天喜地，热烈拥护，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中去。

　　南方日报：当时干群有没有担心？如何解决？

　　方苞：在特区建设、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些走私、贪腐现象。全国各地来深圳参观的人，在普遍称赞特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非议：有人认为走私贪腐是改革开放引起的，有人怀疑特区“姓社还是姓资”，有人说“除了五星红旗，其他都变了”，某报还登载一篇“租界的由来”，暗有所指。深圳干部听到这些非议，主要担心怕影响领导的决心，会收紧政策。

　　面对这些非议，绝大多数深圳干部没有花时间去驳斥，而是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力求把工作做的更好，用结果去回答。大家在实践中改进缺点、弥补不足、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良好的作风和方法。

　　南方日报：当时特区范围的划分听说有过争论。

　　方苞：开始时有不同意见。中央、省委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多次征求意见，还派工作组实地调研，要求我们提出初步方案。当时一种意见是整个深圳都划成特区，老宝安干部普遍有此要求。另一种意见是借鉴国外出口加工区做法，主张特区小一点，几平方公里至几十平方公里，他们主要担心面积太大了难以管理，担心一旦出现群众性走私、偷渡又不能及时控制，担心特区政策因此会被取消。

　　深圳市领导班子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和理由，反复酝酿讨论，确定原则是既要充分利用地形，便于加强管理；又要具有相当面积，使特区在一定时间内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通过现场勘查调研，市委形成了第三个方案，就是背靠梧桐山脉和羊台山脉，面向大鹏湾和深圳湾，东起揹仔角隘口，西至南头、西乡两镇交界处，总面积为372.5平方公里。中央、省委批准了这个方案。

　　感慨40年

　　“我自问当年已经尽力了”

　　南方日报：听说您曾说过，只要宝安一天不脱贫，希望组织不要把您调离宝安。

　　方苞：这话是1981年8月15日讲的。当时，深圳市委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经上级批准，恢复宝安县建制，让我再次兼任书记，两年内县委搬出特区，新建县城办公。到市里工作的原宝安干部全部回宝安去。

　　我在三级干部大会上表态：“我两次担任宝安县委书记，都未能使宝安脱贫致富，现在中央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为宝安致富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决心和宝安人民共同奋斗，使宝安尽快富起来。宝安一天富不起来，希望组织让我继续留在宝安工作，期间如果去世了，请把我的骨灰埋在楼村和东方村的荔枝树下，为宝安致富尽最后一点力。”

　　南方日报：40年了，宝安早就富裕了。您怎么形容40年来深圳的变化？

　　方苞：过去有新闻媒体采访时也问过我同一问题，我说过，过去的宝安人怎么想也想象不到，深圳会变成今天这么繁华；新深圳人也想象不到，深圳建市之前宝安县的旧面貌。

　　南方日报：您在深圳和珠海两个经济特区都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回首经济特区建设这一伟大事业，有何感触？

　　方苞：人生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我非常有幸能在两个特区工作过，我常反思有哪些做得不够好，如果让我重来，我怎样干才能做得更好。我还想，当年如果换别人来做，可能做得比我更好。但我自问当年已经尽力了。

　　南方日报记者 祁雷 见习记者 钱明雅

　　统筹/主持：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