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2019年度十大好书”已于12月20日晚在广州图书馆正式发布。以下是南方都市报评审团队针对“十大好书”所写书评的完整收录。
（排名不分先后）
《人生海海》 麦家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版
麦家的小说一如既往的好看，《人生海海》是可以一口气读完的长篇小说。但是，如果说读完《解密》《暗算》《风声》，会让读者反复回味丝丝入扣的精妙细节，那么，读完《人生海海》会让人掩卷长思，一种更为意味深长的人生况味久久挥之不去。
有几年时间没有看到麦家的新作。的确，已有《暗算》《解密》《风声》这样的作品笑傲江湖，有茅盾文学奖、浙江省作协主席这样的光环，麦家减产似乎并不让人意外。暌违五年，他拿出了这部《人生海海》，让人既意外又惊讶，意外的是，他写的不再是谍战题材；惊讶的是，麦家仿佛有变身之感，又开辟了自己的另一条写作之道。
不再写赖以成名的题材，走出写作的舒适区，对任何一位成熟作家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极为艰巨的挑战。但文学从来都是人类的精神事业，眼光向前，不沉湎于过往，自我突破的欲望总在蠢蠢欲动，大概是作家念兹在兹的使命担当。从古至今，不安分，有野心，驱动着文学不断往前。重复前人或自己，墨守成规，甘于平庸，是作家所不屑为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熟悉麦家过往作品的读者，再来《人生海海》，会强烈感受到麦家全然一新的写作风格，感受到他在文学上的野心。
《人生海海》的书名取自闽南话，意即人生像海一样复杂多变，也许生活难免坎坷，却仍然要坚强面对，云淡风轻。《人生海海》的主人公“上校”的传奇经历，以童年的“我”、村里“老保长”及成年后的“我”从几个不同的视角，将主人公“上校”颠沛流离的命运叙述出来。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几个重要历史节点，上校都有或远或近的关联，我们不能否认可能会有某个影影绰绰的原型，但显然更多是作家的虚构所需，将主人公的命运放置于大历史背景下的一种选择。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人只是匆匆过客，绚烂也罢，坎坷也罢，都是如此，而人最终能做的选择，是看尽世间沧桑，坚韧活着才为正道。从个体生命的飘零，升华为哲学的沉思、人生的喟叹，文学的迷人之处，正在于此。
人生经历多变，人心何尝不是如此。麦家试图从他所熟悉的土地，以及他所理解、想象的大时代中，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但凡有一点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对小说中的人物个性不会无动于衷，这种人性根植于传统历史土壤中，有善良有狡黠，有正义有邪恶，混沌而复杂，欲辨而莫名。这种封闭、陈腐、缓慢的环境，与外界的正在发生的时代风云之间，产生了强烈对比和冲突。
人生海海，活着才需要勇气，在看遍世间沧桑之后，仍然热爱生活，麦家骨子里潜藏的英雄主义，隐没于《人生海海》的情节之中。读完《人生海海》，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余华的《活着》。都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命运纠缠，都是历经沧桑之后的人生回望，但“上校”与福贵的个体差异与人生叹息，呈现出来的基调却有明显的不同，这也正是文学的魅力吧。
从风行一时的《解密》《暗算》《风声》，麦家的小说叙事才华已得到读者公认，在《人生海海》中再一次展现无遗。整部小说中各种细节的设计，与人性贴合得令人信服，既推动着小说的整体叙事自然延展，也呈现出如历史叙事般的真实感。好看，催促你一口气去读完，想尽早去了解主人公的命运归属，这是普通读者的第一感觉。但是对于挑剔的读者来说，小说显然不止于叙事，不单要在故事情节中找到合理的逻辑，更要寻找到隐藏于故事背后的文化背景与思想深度。麦家显然没有让这部分的读者失望。
如同主人公“上校”历尽漂泊，最终回到他的山村故乡，作家麦家从谍战小说的光环中走出来，将笔触延展到了乡村——这里是更真实的中国——延展到了人性深处，试图对历史、对人性、对人心做充满文学气质深的挖掘和表达。我以为，对麦家而言，写作《人生海海》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了他于文学之途的野心，以及一次精神的归乡。
《乌金的牙齿》 万玛才旦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版
电影与文学的平行创作，神奇与日常交织的藏地书写，万玛才旦是当下中国少有的在电影和文学领域同时发力的创作者。
作为第一位走向世界的藏族导演，同时也是坚持汉、藏双语写作的藏族作家，万玛才旦的创作始终关注着那片神奇与日常交织的藏地故乡。当传统与现代互相渗透，万玛才旦以一种在地的亲切视角，观察着发生在这片藏地之上的，或荒诞、或迷惘、或不幸、或温暖的民间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奇异的、真实的、具有人文性的却也是更为日常的理解藏地生活的视角。
《乌金的牙齿》是万玛才旦全新短篇小说集，包含了十三个故事。在日常即神奇的藏地之上，穿行着色彩斑澜的各种人物，有嗜酒如命的酒鬼，恭敬虔诚的喇嘛，还有讳莫如深的屠夫与上师，执着于寻找自我身份的牧羊少年，站着瞌睡的少女……他们在执拗中生出孤独，在欲望里产生失落。无论是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界摇摆，还是在真实与梦境中寻觅，万玛才旦总能用他独特的笔调，使他的人物故事在平常中幻化出奇异的光彩。
诚如马尔克斯在谈及拉美写作时所言：“那些看上去魔幻的东西，实际上是拉美的现实特征，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对属于其他文化的读者来说似乎是神奇的事情，而对我们来讲则是每天的现实。”对于万玛才旦而言，他的写作环境也是一样——他绝非要以一种猎奇的视角向读者展示藏区的神秘与丰富；相反，他并不强调这些故事背景的特殊，他只写他所见所闻的日常景观——《乌金的牙齿》中，“我”和乌金原是同班同学，是各怀心事的少年玩伴，但有一天乌金却被选中当了活佛……好像一切都没变，但一切却也都变了……
《塔洛》中留着小辫子的牧羊人塔洛要去城里办身份证，却在这番游历中经历了短暂而虚假的爱情、在人财两空之后，塔洛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办理身份证的过程中，也丢失了自己的身份……
《站着打瞌睡的女孩》中，一个可以站着打瞌睡的女孩，因“我”替她写了高考作文被秘书要挟而嫁给了她没有爱过的秘书。失去爱情的女孩，也慢慢失去了可以“站着打瞌睡”这本领，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女孩……
《撞死了一只羊》中，身为货车司机的“我”，在出货的时候，一失神撞死了一只羊，于是我决定要找人来超度这只羊……
2019年，是作为小说家和电影导演的万玛才旦“双丰收”的一年。小说集《乌金的牙齿》可视为万玛才旦写作生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既收录了同名电影原著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塔洛》；也有取得文学奖项的名作《诱惑》；同时也独家收录了万玛才旦最新电影原著《气球》，这部电影刚刚在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奖。
然而小说家出身的万玛才旦给人一种在影坛横空出世的错觉，事实上他是最早搞创作的藏族导演之一，早在2002年就开始其导演和编剧的职业生涯，也是“藏族电影新浪潮”的核心。在此之前他当过老师、公务员，文学的爱好一直未间断过。
万玛才旦曾说：“经常有一些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故乡的故事。这些使我的故乡一直以来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的面纱，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荒蛮之地的感觉。”
在一次采访中，万玛才旦坦言，“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确实希望自己的身份能够去‘族裔’化、去‘地域’化，还原为一个客观的、纯粹的创作者的身份。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所有的创作都是一种带有‘制约’的创作，似乎在某种‘制约’之下你才能艺术地创作……我觉得鲁迅的一句话挺好：植物被压在石头下面只能弯曲地生长。”
小说也和树一样，有它笔直或弯曲的生长意志，这是文学的自由。万玛才旦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用文学还原一个去猎奇化的、去标签化的真实藏地故乡。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实的西藏，大可从《乌金的牙齿》这本书开始。
《“山中”的六朝史》 魏斌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版
魏晋南北朝史，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难点之一。一方面，传统史料相对有限，出土资料不多，另一方面，该领域过往名家辈出，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等前辈学者的精深研究对后来者形成一种阴翳的效果，这就使得当代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不容易有重大突破，甚至新颖的议题也较难提出。在这样的背景下，魏斌《“山中”的六朝史》的出现，让人有“一骑杀出重围”的惊喜感。
作者从“山”这一独特角度出发，细心勾稽、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权力、文化、信仰的诸侧面。在此书中，“山”的形象，不再像以往文学研究者探讨山水诗时那样被“闲适化”“远景化”，而是显露出多面性、多义性，带着沉重与缥缈、神圣与世俗等等相异又相反相成的气息。
在“国山禅礼前夜”一章，作者解答了孙吴政权为何要将禅礼选在吴兴国山这样此前完全称不上“名山”的地方举行的疑问，敏锐地指出孙皓上台前后的权力结构、南北政局以及孙吴政治中的符瑞造作传统，共同决定了国山禅礼的策略。而变动局势下王朝的存在逻辑，才是作者真正的关切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山碑的价值不只是刻写在其上的文字，碑体及其所在离墨山和吴兴地方，也隐含着丰富的历史线索。”作者正是循着几条关键的历史线索，一路探寻，终于在国山碑上将这些线索聚拢起来，使暗昧的历史空间豁然开朗。其取径之巧、目光之大、研讨之深，令人叹服。
《“山中”的六朝史》一书的“重头戏”，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打量佛教、道教历史。其中出色的案例颇多，如作者在对句容茅山道教人物的籍贯分布进行耐心梳理后发现，道教叙事中有趣的“神仙南渡”现象，恰好是永嘉之乱后士民南迁这一重大历史变动的一种折射。《真诰》等文本构建的“神仙侨民”叙事，不仅反映了从北方迁移而来的神仙的优势地位，而且力图塑造其对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作者对这一“宗教想像力”的敏锐捕捉，将传统的宗教史研究引领至新的境界。
作者特别留心对中古山居生活的“去浪漫化”。他指出，佛教、道教组织在山中兴建寺院、道馆，大大改善了隐修者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舒适化的山中修道，无疑需要得到世俗的供养和支持，因此对权力世界具有相当的依赖性。这就意味着，佛、道教徒选择在远离尘嚣的山中居住，却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摆脱尘世的纠缠，甚至可以说，六朝时期名山中的宗教团体都与同时代的政治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脱离不了对方提供的政策、财政支持。这就将山中生活的世俗面相揭露无遗了。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历史学要探讨的根本问题，终究仍是个体或人群在特定社会秩序中的生存过程。六朝山岳历史空间中的融入与逃离、神圣与世俗、主流与边缘、权力与卑微，都是对这种生存过程的生动诠释。”作者看似平板的论述不仅始终没有将历史本身的鲜活、复杂抹煞掉，反而时时留意将真切而幽微的事实从模糊的背景中凸显出来、刻画出来，其写法颇有雍容大家之风。
《“山中”的六朝史》是一部打通了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新颖著作。作者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积累惊人的深厚，对《大藏经》《道藏》中许多较少有人涉猎的文本的细心研读，给该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对大量日文、英文的学术论著、文章的广泛参考，则保证了该书的前沿性。
作者不但精于文献的梳理、解读，而且有意识地援引、融化、创发新的理论，如书中着力构建的“山居文化场”“神圣地理学”，就是这方面努力的明证。这一理论层面的追求，无疑将给传统的中古史研究带来了新鲜的刺激。《“山中”的六朝史》的作者魏斌学力深湛、思维邃密、视野开阔，可以说体现了当今青年中国史研究者的最高水准。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罗新著 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5月版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是罗新教授的历史随笔集。虽是多年的随笔结集而成，结构上却仿佛有意的编排，逻辑非常清晰：《历史学家的美德》为总纲，阐述一名当代历史学家的治学精神、评价标准和社会担当，随后的三篇对历史学家的三大美德分别进行阐述，而其余十四篇随笔、书评，则是通过具体的史料搜集、考证、探索个案，将他所推崇的三大美德运用到实践当中。
罗新教授多年来潜心书斋，但《黑毡上的北魏皇帝》的意外畅销，《从大都到上都》登上各个读书排行榜，再到这一本《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贯被认为属于小众的专业历史书写，开始逐渐得到公众认可——读者从罗新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深厚的学养可以举重若轻般得到表述，历史既遥远却又如在身边，历史学家既令人敬佩又清俊亲和。
在我们传统的刻板印象中，历史学家往往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形象。通过《从大都到上都》，让我们认识到行走的罗新教授的魅力，一路走，一路读，一路想，一路写，这不就是我们旅行者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吗？那么，到这一本《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读者对罗新的认识又有所刷新，对他的专业、他的治学路径与理念有了更真切的认知。
在罗新看来，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叠加，从古至今，一个巨量的历史知识库已然形成，如何使用这些庞大的历史知识，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重任。在他看来，“求真”只是历史学家的职业精神，更重要的，则是保持理性批判精神、对固有范式的质疑和突破、保持想象力，这是历史学家的美德。
如果说把批判、质疑精神当作历史学家的美德，我们还不会过于惊讶，而想象力通常被认为是文学家该做的事，历史学家该具有怎样的想象力呢？罗新以为，历史学家并非只是为了满足嗜古而进入历史研究，更多的是要把过去邀请到现实中来，看清楚我们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因为过去的无数方向、无数线索，被简化成了单一方向和线索，无数的事件、细节、人物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去研究真理。“历史是揭示人性的，但不是通过抽象的哲学方式，而是通过让我们经历他人的经历，认识我们共有的人性。在这一精神过程中，想象力是至关重要的。”信哉斯言。
所以，对罗新教授的史观和研究方式有所了解之后，我们饶有趣味去读他的个案研究篇章，会有新鲜的体悟。《当人们都写汉语时》一文，罗新从越南的“院研究汉喃”牌匾说起。旅途中的一个小细节，串起来罗新多年来的知识积累与思考。他认为，在古代多语言的环境中，两种语言的“深度接触”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对社会文化与政治的深刻变迁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而观察书写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分离与互动，“既是了解古代东亚历史的一个路径，也是研究古代中国民族群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这样的思考自然而发，没有为文而文的痕迹，这种功力，非普通爱好者所能即。
对于历史爱好者，匈奴是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民族。这个曾经在古代中国历史中频频出现的民族，却一夜之间消失，再无踪迹，因为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汉文史料成为描摹匈奴历史轮廓的几乎唯一根据。关于匈奴人和匈奴起源、发展和衰落与去向，至今存在着各种推测。罗新在自己的研究本行中游刃有余，国内外学界的各种观点信手拈来，而多次实地的考察，尤其是对绝漠的穿越，读来趣味盎然，仿佛可以穿越时空去遥想这个族群的艰苦生存环境，种种神秘都待后人去探究。他的这篇《匈奴：故事还是历史》，在学术和随笔之间轻松转换，文笔清新自然，读完收获良多。
罗新教授提出的历史学家三大美德，是夫子自道，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一以贯之，事实上，也是在对众多历史爱好者始终萦绕于心的疑问的一个回答：历史有什么用。他用学术化的文字载体，阐述了这样一个简朴的事实：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
《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 储卉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
2019年，电影《少年的你》上映后，在好评如潮之余，也出现零星的抄袭指责。“融梗”这个原本只在网络文学圈小范围内流传的语汇，一时间也成了“热词”。有激烈的批评者声称，《少年的你》的情节掺杂、袭用了东野圭吾小说中的桥段，虽没有明显的抄袭痕迹，却是一种“融梗”，并因此对电影的成绩予以全盘否定。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来读储卉娟的这本《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会有许多感触、许多收获。
该书由庄羽诉郭敬明抄袭案开篇，作者以十分细腻而有分寸的方式，对2004年前后的社会舆论氛围、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期待以及司法机关对著作权的理解进行了呈现和分析，着重点出，针对该案其实存在两种不同的视野，一种是当时的著作权制度的视野，一种是文化消费领域的视野，受不同视野支配的人，会对该公共事件产生不同的看法。而这种分歧，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
作者在书中写道：“今天愤怒的抄袭捕手，依然延续着郭敬明案中文化媒体、传统读者和大众舆论对非原创性写作的鄙视，凡是不来自个人生命体验和灵感的创造，都被归入他们想象中的法律制裁和社会道德谴责之下。但事情还是变了……就像女频网站晋江的负责人所说，‘网络小说多是模式化创作，许多情节模式是通用的。如果跳崖遇高人这样的梗也被认为是抄袭的话，打击面就太大了。我们反对抄袭，也反对反抄袭的扩大化’。”
事实上，《少年的你》的部分情节与东野圭吾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似，是否也同属于“跳崖遇高人”这种性质的呢？毕竟，大众文艺作品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模式化，而现实本身其实也避免不了相似。
在案件过去十多年后，作者宣称：“庄羽诉郭敬明案中，司法和主流媒体舆论站在一起，浪漫主义文学想象大获全胜，它几乎改变了郭敬明的社会形象，让他成为文学世界里的一个负面符号。”变化是切实地发生了。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是以一种“介于历史记录和社会分析之间的古怪方式”追溯、反思了互联网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其基于原创性争议而与法律发生的纠缠。作者深入网络文学的最前线、最底层，挖掘其创作、传播、阅读的诸多特点，以不无共鸣的方式审视其创作、生产的特殊性。以此为基础，作者提出了许多新颖的、与众不同的判断。
一个关键的事实是，网络文学创作者的身份与传统文学作家的身份完全不同：“对于后续整个蓬勃的文化产业链来说，创作者的地位发生了改变……这种新的身份，更类似于工业生产体系里的‘内容提供者’。他/她和作品，只是一个等待展开的大众文化市场的简单起点，衍生作品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取决于这个产业链其他环节对市场的判断和把握。”从这样的文化生产视角出发，作者会将以往对舆论和法律对原创性的高度强调视为“浪漫主义文学想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作者还是深刻地意识所处理主题的复杂性，她回看这段文学与法律的纠缠史时写道：“在这段必然性和偶然性交织的复杂历史里，有饥渴的读者、坚韧不拔的作者、摸着石头过河的网站、满怀资本理想的产业，也有无法被文本记录的生产过程、那些围绕设定的激烈争论、类型的快速进化、新的劳动、新的社会联合，更有潜在的竞争、路线的漂移、毫无预警的模式更替、下意识的抵抗和主动的开拓。”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汇聚在这部书中，给它带来了非凡的活力。
《说书人与梦工厂：技术、法律与网络文学生产》，不同于一般社会学著作，它给人留下的不是印象平板枯燥，而是充满热情，带着探求复杂、微妙的领域的强烈渴望。作者在文学、法律、互联网的交叉地带细心追索，呈现了社会的无情变化，并直抵人性的幽微之处。
《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 贺雪峰著 东方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在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从来都是头等大事。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领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教授就是多年从事乡村治理和建设研究的知名学者，他的著作《村治的逻辑》《最后一公里村庄》等广受好评、影响甚大。贺雪峰教授治学的一大特点是，长期坚持实地调研，坚持从自己的第一手体验、观察出发来思考中国乡村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大国之基》是贺雪峰教授近年思考、研究的最新结集。该书保持着其著作的一贯特色，以简练直白的语言，为读者剖析中国乡村的真正问题。不回避，不美化，切中肯綮，视角独特。
贺雪峰教授长期关注中国农村问题，深知当今不存在抽象而统一的乡村，不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他注意到，农村产业的发展，不能一哄而上，搞同样的模式，必须针对各地区的不同特点、不同基础，摸索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作者在书中写道：“在当前绝大多数农村，产业兴旺显然不可能是发展乡村工业，而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也只有十分有限的发展空间，甚至适度规模经营与经济作物种植也只可能是农业中的小规模现象。”这就意味着，农村产业的发展必须脚踏实地，不可好高骛远。
贺雪峰教授有一个十分鲜明的观点，就是他非常赞赏现行农业政策为农民集体保留土地所有权，而不让土地进入市场交易环节。用他的话说，这就给广大农民“保了底”。贺雪峰教授指出：“对于农民来讲，当前农业收入和农村收入，重要的并非致富，而在于保底。正因如此，对于农民来讲，农业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说，农业就业和农业收入为6亿多仍然留村的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不重要是说，农业就业与农业收入很难让农民致富。农民致富的主战场在城市，而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或进城失败退路的则是农村。”
“正是有农村作为退路，进城农民就可以在城市一搏……中国进城农民工因此总是不绝望，总是积极进取，总是对自己子女的教育寄予厚望，总是要想方设法在任何一个地方打拼。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可谓是举世罕有。”
正因为有了“保底”、有了“退路”，中国才没有像亚洲、拉美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城市贫民窟现象。农民在城市打工如果不如意，他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土地上，也就有了基本的保障。这一政策优势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大国之基》提出的另一基本要点是，“乡村振兴要雪中送炭”。“乡村振兴战略是要面向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和农民，而不只是要让很小的一部分乡村振兴。在城市化背景下，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基本保障问题，是雪中送炭的问题。”也就是说，姿态要放低，不要总想着一下子把农民的财富提上来，而是要先把保障工作做好。在如何看待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上，贺雪峰教授的态度非常务实，他强调不要盯着总体数据，而要把数据分拆来看。“因为城市向农民开放，农村中能力强和收入高的农民家庭进城，而城市富人下乡又受到限制，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过，我们应当更加辩证地看待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尤其不应指望通过让农村贫困群体进城、城市富裕群体下乡的办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这种办法是将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更加难以解决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存在一定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必然的。以此为前提，许多讨论才能真正展开。
在《大国之基》中，作者对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及土地使用等问题提出的诸多建议，明了剀切，发人深省。虽然是社会学著作，但行文对读者相当“友好”。没有繁缛艰深的理论推演，也没有太多数据表格，作者并不迷信参考文献和脚注，而是始终如一地聚焦真现象、真问题。这种学风、文风，虽然不那么“学院派”，却正是有判断力的读者们所欢迎的。
《生命通史》 朱钦士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
朱钦士的《生命通史》，与以往的生物史有本质不同，它完全是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描述生物体各种功能的演化史的。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使我们有条件从分子和基因的角度来理解生物。作者在前言中写道：“许多生物演化史是根据年代先后，详细列出不同生物出现的时间点，例如什么时候鱼类出现，什么时候鸟类出现等。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详尽地叙述这个过程，而是从分子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论述生命分子的出现和生物功能的形成，所以是从生命的‘内部’来看生物的形成和发展。作者希望，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论述能够带给读者对生命现象新的理解。”可以说，这是一部“内部的生命通史”。
生物在分子机制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但其宏观结构和行为上又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是几十亿年来地球生物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适应能力的明证，也是用分子、原子作为文字而书写的地球生命的宏大史诗。书中对生物的结构、性别、信息传输、病毒与防卫、意识与智力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论述。在此不可能全面介绍该书的内容，只选两个典型的案例来说明，以概其余。
第一例子，我们来看“生物结构的周期性”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看到，斑马身上的条纹、豹子身上的斑点、皮肤表面的毛发等，这些现象有共通性。斑马的条纹黑白相间，皮肤上长毛发和不长毛发的地方交替出现。这些周期性结构的形成机制是什么？要靠基因来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人的头发有十几万根，要靠两万多个基因来“规定”好每根头发应该长在什么位置上，显然绝无可能。但这一形成机制长期无人知晓。直到1952年，传奇天才阿兰·图灵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结构形成的化学基础》一文，才给动物斑纹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图灵学说”的核心是“反应-扩散”，两种相互作用的分子以不同的速度在介质中扩散，就可以自发形成周期性的结构。比如豹子身上的斑点图案，就是分子A在自我强化中心的高浓度和周围被分子B分子抑制导致的A的低浓度周期性地彼此相同。斑点和条纹之间的距离就是图像的周期，取决于具体的反应扩散分子的性质和它们扩散的速度。斑马身上的条纹间距近，而大熊猫黑白区域的分隔很远，就是因为形成这些图案时的周期不同的缘故。
图灵学说是1952年提出的，到了六十多年后的2014年，化学家们才首次证实了这一理论。《生命通史》对此现象、学说的介绍，清楚明了，而且书中提及2014年的实验，也充分说明该书提供的学术信息是相当及时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近年来，有一种“未来男性将消失”的说法甚嚣尘上，流传颇广。据估计，人的Y染色体在过去的3亿年间已经失去了1393个基因，也就是每100万年丢失约4.6个基因。现在Y染色体只剩下几十个基因，按照这个速度，再有1000万年左右，Y染色体上的基因就会被“丢光”，也许其中也包括性别决定的SRY基因。有人忧虑，那时“男人”也许就不存在了。
朱钦士在书中解释说，“但是如果比较人类和黑猩猩的Y染色体，就会发现从约5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分道扬镳’以后，并没有失去任何基因。在2500万年前人和恒河猴分开以后，也只失去了一个基因。这说明每100万年丢失4.6个基因的推论是不正确的。”而且，就算Y染色体有一天真的消失了，男人也不一定消失。XO型的蝗虫就没有Y染色体，但是也发育成雄性。
作者写道：“生物在性别决定机制上是非常灵活的，我们不必为男性的将来担忧。有性生殖是最有利于物种保存和繁衍的生殖方式，演化过程一定会把这种繁殖方式维持下去的。”这一深沉稳健的结论，相信会让许多“杞人忧天”的男士放下心来。
《生命通史》既具备专业的深度，又不失科普书的生动流畅，对近年最新科研成果的介绍尤见功力。该书开本阔大，且厚达500页，如果能静下心来认真研读，读者几乎等于修了一门大学的生物专业课。《生命通史》体现了中国科普工作者的新追求和新成绩，值得大力赞赏。
《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 郑岩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7月版
在《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里，艺术史学者郑岩摇身变成了一个说书人。他以舒缓清越的语调，围绕八十九件中国考古中的代表性出土文物，讲述先民们的起居、劳作、征战、繁衍，讲述他们对自然的感应、对智慧的崇拜、对爱的向往、对美的追求。
这是一部举重若轻的，有温度的，甚至洋溢着诗情的小书。在书中，全然见不到博物馆展签式的繁密高冷的书写，也没有学术文章、考古报告式的枯燥的描绘，冷静的总结。郑岩就像一位邻家大叔，在一个风轻和暖的日子，坐在家门口给你展示他压箱底的宝贝，每一件拿出来都反复摩挲爱不释手，每一件都那么质朴可爱又身世不凡，你且听他讲那缠绕在古旧器物上的许多秘辛，许多故事。
“人们将种子储藏在彩陶壶中，盘算着来年的丰收。”“酒喝完了，方尊内只剩下一个玄之又玄的空洞，对抗着外面的万千风云。”“忍冬的叶子嫌花瓣的队列太齐整，追随着波浪，从花瓣的缝隙间跑过，被惊扰的鱼儿逃得无影无踪。”……他用抒情的、亲切的语言，刀劈斧斫、镂刻清晰，为这些沉默的文物立传。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商代的司母戊鼎、西周的何尊、西汉的长信宫灯、东汉的陶击鼓说唱俑……原本陈列于博物馆展柜之中、年方五六千的国宝文物，在郑岩绘声绘色的述说中有了表情、温度、性格和姿态。
他甚至会设定一些情境。想象自己是一个闯入者，想象自己走上幽寂的阁楼，看到案头放置的双层九子彩绘漆妆奁，想象自己小心翼翼地揭开妆奁的盖子，玩赏其中的每一件珍宝，心中满是赞美和惊叹。此时，楼下传来轻柔的脚步声，想象那美丽妆奁的主人，此刻正缓缓移步上来，她曳地的长裙在楼梯间窸窣作响。为了不去惊扰，闯入者迅速将妆奁中的一切物归原位，转身遁入历史的尘埃。
郑岩大学读的是考古专业，毕业后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了十多年，有很多机会将一件件文物从库房提出来，摆放到展柜中；或者从展柜中取出，归还库房。他还随安家瑶先生参加西安唐大明宫太液池的试掘，在发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负责的探沟内发现了数排不太整齐的小柱洞。郑岩后来回忆说：“这是太液池北岸环廊的遗迹。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可能曾在此漫步，我似乎一转身，就可以遇到他们。”
考古发掘的无与伦比的现场感和在博物馆与文物年深日久的耳鬓厮磨，让郑岩对于文物有着不同于一般学者的体认。他在《年方六千》的序言里写道，“零距离地接触文物，我感觉到了它们的重量、质感、味道。视觉、触觉、嗅觉带来的，是与书本上所读到的历史不同的印象。后者无论有多么详细的记载和描述，都是过去时，而那些文物被我们从地下唤醒以后，就和我们处在同一个空间，看得见，摸得着，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时间不再是线性的，而是折叠在一起。”
他坚信文物是“活着的”，从地下被发掘出来的那一刻它们又再度具有了生命，并以其独特的方式，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和我们每一个个体发生关联。它们在文字和艺术作品中持续生长。你注视它的时候它也在注视你，你讲述它的时候它也在讲述你，你铭记它的时候它也永久地摄取了你的一丝光彩、一缕印痕。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的文物插画全由郑岩之女郑琹语绘成。郑琹语是设计专业的研究生，绘画是她的业余爱好。书中的插画，只以简单的水彩、彩色铅笔为工具，尽量以朴素的方式，摒弃风格化的发挥，为文物“立此存照”。有时候小郑按照当代审美，将长信宫灯的宫女的下巴画得尖一点，郑岩便嘱她按照原物形象进行修改，还原几千年前的视觉真实。
这也是大郑小郑首次“四手联弹”，透过一页页图文并茂的讲述，似能看到二位作者之间难以言传的心灵默契。著名美术史家巫鸿赞道：“一写一绘，交叉于这些器物上的目光也透露出父女间的眷眷之意。”这使得《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真正成为一本高颜、有料、暖心的亲子阅读之书。父母和孩子，不妨在这个严冬，拥坐在温暖沙发上，共同开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探寻之旅。
《二条十年》 赵珩著 中华书局2019年8月版
清代的北京城，有“东富西贵，南商北旗”之说。大抵上从那会儿起，东西城聚集着北京的富贵人家，南城是商贾繁盛、五方杂处之地，北城则簇拥着上层旗人的王府。后代的京味儿文学作家如肖复兴、刘一达等，作品多描写崇文、宣武一代鲜活鼎沸的市井生活。直到赵珩先生撰著的《二条十年》出版，我们才得以一窥居住在老北京东城的市民过日子的光景。
1955年暮春，赵珩和父亲、母亲、祖母搬入东四二条7号院，他们所居住的西跨院面积不大，但鸟语花香，杏树海棠，日常人来客往热闹非凡。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家中仍有四五个仆佣。厨子冯祺白案做得漂亮，拿手的烙盒子、对虾烫面饺极其美味。男佣老夏负责收拾庭院，提盒送餐，没事儿给赵珩讲《三国》。女佣福妈和春华专事照顾父母和祖母的日常起居。
印象当中，旧时北京富裕人家，对孩子立规矩、讲庭训，家教甚严。但赵珩家里，父母对他的管束出人意料的宽松。课业只要“随班行礼”，嬉耍游玩满街游荡全无拘束。于是，东四二条及周边成了七八岁的赵珩的逍遥地。在《二条十年》一书的上篇“我在二条的生活”里，赵珩回忆自己如何逛街、如何下馆子、如何看戏、如何集邮、如何读杂书、如何画画听唱片……他虽课业上马虎，却因家境较好，可以获得普通家庭的孩子无法获得的文学、艺术教育，培养起许多大家子弟精致的爱好和习惯。
最好看的，是他写“记忆中的东安市场和王府井”。该部分内容，让人联想起《东京梦华录》或《陶庵梦忆》，又或者罗伯·格里耶耽于精准叙述的新小说，但比罗伯·格里耶有情趣有热情。只见作者的笔锋像镜头一样缓缓地扫过六十年代的东安市场，从北门内卖南味食品的店铺，到头道街上一溜各色柜台，到二道街上的服装鞋帽和“荣华斋”，丹桂商场里的“吉士林”，两位祖母看戏的吉祥戏院，南花园南头的和平西餐厅……戏院里的剧目，餐厅里的菜式，奶茶铺里的各色点心，商场里的古董和洋玩意儿，全能信手拈来，一一枚举如在眼前，无半分含混或语焉不详之处。这让人讶异于他的博闻强记，他的“调胶片”式的回忆和写作方法，他的对待一事一物那种不分阶级泥沙俱下的认真态度，以及对于寻常人寻常事难能的体恤爱惜心情。
《二条十年》的下篇“二条七号院往来的各色人物”是一组鲜明精彩的人物速写。二条七号院的家中常年访客不绝，文史学家宋云彬，北大西语教授杨善荃、朱启钤的次子珠海北、八爷溥佐、名角儿张君秋……真可以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在当时的北京城里也是很稀罕的状况。赵珩写人物犹如白描，寥寥几笔便见精神。比如写宋云彬的潇洒，“戴着一顶呢子制服帽，穿一件厚呢子长大衣，大衣里是很漂亮格子毛围巾，还戴着黑框的眼镜。”写八爷的馋，“好吃而不能常得，因此对于一顿好饭是很期待的，画画的时候总是问：‘饺子得了没有？’”，写张君秋的腼腆，“老祖母和他说话不客气，老是说他要是再胖了就上不了台了。君秋总是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不敢回嘴。”
那个年代的气息，就在这些不经意透露的细节里，在水浒叶子、钢针唱片机、奶油栗子粉、开司米薄毛衣、虾油色皮鞋、张派唱腔……种种被时光摩挲得带有古旧色泽的词语里，轻快地、忧郁地、丝丝缕缕漫溢出来。赵珩精擅掌故学，而这些所谓掌故，其实由他点点滴滴、多彩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凝聚而成，浸透着他个人的学识、趣味、眼界和情感，它们最终化为一种高度文学化的表达，像一颗晶莹璀璨的宝石，既蕴含了命运的深邃，也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复杂和宽广。
正如赵珩先生的妻子吴丽娱在《二条十年》的序言里所言：“赵珩的《二条十年》让我们回到了六十年前的世界，他所描绘的人和物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令我一下就想起了曾经熟悉的一切。只不过，我的回忆是零碎的，断续的，这本书关于生活场景和人物的描写却是有序的，相对完整的，带着昨天的气息，昨天的风情，昨天的味道，给了我们一个生动的、全方位的复原。”
《没药花园：十五个绝对真实的案件》 何袜皮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拿到《没药花园：十五个绝对真实的案件》(简称《没药花园》)一书，即使你对“没药花园”感到陌生，里面的文章总有一篇可能是你曾在“朋友圈”里津津有味读过的。对于“没药花园”公号的粉丝来说，大可不必再读这本主要由公号内容结集而成的书，但拥有此书或是一种有趣的纪念。而对于其他读者，看完此书也就知道了为什么“没药花园”会有众多追捧者了——丝丝入扣的阅读快感！
这种阅读快感，最早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不思茶饭逃避作业猛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的那种悸动，从中领略到了“逻辑推理”的魔力，也开始感知人性罪恶的复杂与残酷。罪案本身及其背后的金钱、情感、恩怨的纠葛和八卦，永远是吸引眼球的素材，但“没药花园”显然不是只停留在堆砌猎奇材料的地步。不仅“侦探犯罪现场”，而且“分析魔鬼人格”，公号主人及作者何袜皮做到了“没药花园”对自己的标榜。
在每一篇爆款文章的背后，作者首先展现的是超强的资料整合能力，其学术背景提供了强力支撑。书封上对作者的介绍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空间安全、都市犯罪、恐惧感”。作者自称作为“一个原创案件分析的号，要做大量阅读和思考”，此言不虚。比如在分析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悬案“黑色大丽花案”一文，作者自述阅读参考了书籍、报道、纪录片、博客、论坛等大量资料，这些材料的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并进行交叉印证，才整理出“比较接近真相的案情介绍”。
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何袜皮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乃至于“常识”，对案情的悬疑之处做出条分缕析的推理思考，其自成一家的结论往往出人意表。其推理或见仁见智，但思考的过程和依据令读者着迷。作者尤其注重从蛛丝马迹中分析探索案犯的人格状况和心理迷宫，在提醒善良的人们尽量避开邪恶犯罪的同时，也用沉痛的事实披露作为平凡人经常也要对我们同类最残酷与卑劣的行为负上责任。
作者在公号上的文章类型更加多样，尤其对新鲜热辣的罪案(包括国内的热点案件)并不躲闪，但第一本成书的《没药花园》中的“15个绝对真实的案件”，虽不是全部尘埃落定，却基本上是老案子，甚至是陈年旧案，而且全部发生在海外。其中包括了数起美国著名的谜案和悬案，比如“选美小皇后被杀案”“颈环炸弹谜案”“楼梯悬案”“美国史上最大枪击案”等。其他还包括澳大利亚“博蒙特三姐弟失踪案”、加拿大“蓝可儿之谜”、日本“名古屋孕妇剖腹取婴案”等。
即便如此，正是基于对案情背后人性抽丝剥茧的解剖，作者每每揭示出的罪犯魔鬼人格的阴影和冷酷，能让远在罪案发生地万里之外的我等读者也不免心惊肉跳。更何况，书中好几起案件虽然发生在大洋彼岸，其主角(包括罪犯和受害人)却都是中国人，比如2014年“美国女留学生遇害案”和2005年“留美女博士杀父案”，就都发生在中国留美学生情侣(夫妇)之间，更让我们心有戚戚焉。
书中旁敲侧击到的案件实际上不止15个。比如，在《马来西亚王丽涓遇害案》一章里，前半部分实际上讲述了同样是连人带车在停车场失踪的一起发生在中国江西赣州的案件。作者在分析美国连环杀手托德的时候，也提到了甘肃白银案中的杀手高承勇与之对比。骇人听闻的罪案，可能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读《没药花园》，体察到人性之恶，也体会到人性的共情与关怀。
第一本《没药花园》没有前言或后记，公号上附有的一些原始资料的出处和链接也没有在书中出现。据说，《没药花园》的书接下来要出第2本第n本，希望今后能在公号内容汇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除了畅销书范儿，再多一些学术范儿。
撰稿：刘炜茗 刘铮 刘晨 黄茜 朱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