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研读医学硕士时期的唐亚梅在带教导师的指引下，选择了神经内科领域生僻、棘手的领域——放射性神经损伤的治疗作为主攻方向。经过近20年的努力、沉淀，终于让全球备受头颈部放疗后神经损伤折磨的病患，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方案和治愈希望。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了2019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最终名单，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副主任唐亚梅教授获正式立项资助，获批经费400万元。

　　　据悉，本年度全国共296项研究获该项资助，其中中山大学四项，医科仅一项，唐亚梅和其“放疗后神经系统损伤的机制和治疗”研究课题荣膺其中。

　　20年专注解决一个生僻难题

　　1995年考入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7年制本硕连读班，在选择硕士阶段学科的时候，唐亚梅本可以选择诸如肿瘤等热门领域开展临床或科研工作。可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方面，所需要特别强的逻辑推导能力吸引了她。患者举手投足间的一个表象、症状，往往提示着其繁复的神经系统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差错，而找准了这个差错，即能解决患者的病痛，也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到了2000年，在选择硕士研究课题时，彼时的神经内科领域，也有大把研究基础好，快速见成效快的研究方向，比如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比如卒中。唐亚梅选择的放疗后神经系统损伤，则是个典型的生僻外加棘手的领域。当时，应对放射性神经损伤的权威方案是使用大剂量的激素。有效控制率仅30%左右不说，还可能带来严重的代谢紊乱、骨脆易折。

　　以鼻咽癌为代表的头颈部肿瘤，在两广、华南地区一直高发。而治疗此类恶性肿瘤，放疗一直是最为主流的治疗手段，超过80%的早期鼻咽癌能被治疗用射线所抑制，患者能长期存活。可放疗的后遗症往往令患者痛苦不堪，唐亚梅要做的，就是帮这些患者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

　　12月9日，唐亚梅像往日一样出诊，业已移民美洲的邓女士出现在了诊室里。她本是一名精于数字的金融系统员工，可肿瘤放疗后的脑损伤，使她出现了认知功能、理解能力的骤降，不能再胜任工作。而经过唐亚梅的治疗、干预，方才逐渐恢复。

　　“这些患者的处境和无助，对我触动很大，在目前肿瘤治疗五年生存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怎样让患者活着，而且是有质量有尊严地活着，就成了我迫切希望解决的重要问题。”唐亚梅表示。

　　研究成果被多国收入指南

　　唐亚梅及其团队成员开始尝试深入了解这个疾病深层次的机制。

　　肿瘤放疗后的很多患者都是在放疗后3-5年才出现这些症状，并且一旦出现就进行性加重。那么这些症状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干预手段吗？

　　经过10多年反复不断的摸索，团队终于确定了引起放射性神经损伤的主要原因，主要与自身的免疫细胞诱发的炎性损伤，以及早期血脑屏障的破坏相关。

　　在明确这些发病机理的基础上，经过实验求证，临床观察，研究团队找到了比激素疗效好、副作用低的的治疗方案。经过反复多次针对研究方案的讨论、调整、优化，唐亚梅教授牵头的放疗后神经痛治疗临床研究自2013年注册启动，于2018年年底成功结题。

　　统计分析显示，普瑞巴林组患者在治疗后第16周疼痛指数较基线期明显下降，疼痛指数减少达37%，同时有效改善疼痛引起的功能活动障碍及不良情绪，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根据观察，停药2-3个月后，大部分患者的疼痛能得到缓解，目前为止也未发生耐药情况。

　　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临床肿瘤学杂志》）上，成为该杂志创刊以来，首次由中国医生主导完成的关于头颈肿瘤放疗后神经损伤并发症的临床研究成果。并得到了国际医学顶级的期刊《柳叶刀肿瘤》专题报道，指出该研究为放疗后神经痛的治疗提供了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

　　此外，唐亚梅不断优化临床治疗方案，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后获得美国、印度、日本、中国台湾地区4个国际指南推荐。在此基础上，唐亚梅作为牵头人制定了国内首部放射性脑损伤的专家共识，为这类疾病的诊治提供了标准，可以说推动了放射性神经损伤治疗的发展。

　　400万资助用于团队建设

　　此次，在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给予的400万元支持后，唐亚梅计划进一步完善团队建设，深入放射性神经损伤的早期治疗和干预研究。由其领导的研究团队，正在计划着进一步加强神经科学机制方面的研究，并计划吸纳生物信息学的博士后加盟课题。

　　根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要求，课题组要用5年时间取得相应的进展和成果。

　　与此同时，这个身兼科学和临床实践的青年专家，每周还会出诊2次，每天还要查房。面对患者的病痛，唐亚梅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多。

　　/对话/

　　欢迎年轻学者加入我们团队

　　南都：对于带教学生，你秉持什么样的培养理念？你的学生有无取得什么成果？

　　唐亚梅：中山医是医、教、研一体的，我是临床医生、科研工作者，同时也是老师。现在我的团队里有博士、硕士，还有本科生。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我会提出不同要求，但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引导、带领他们开展研究工作，挖掘他们的潜力。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关于普瑞巴林治疗放射性神经痛的研究发表在JCO上，这是博士研究生姜静茹作为第一作者取得的成果。姜静茹也在学校和医院的评奖中获得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这代表了对学生努力的认可。另外，博士研究生程锦萍也在Acta Neuropathologica发表了综述，总结了靶向血脑屏障中的周细胞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策略。

　　每位学生都非常有潜力，也都是我的骄傲。在此，也欢迎各位有志于神经科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们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努力攻坚科学难题。

　　南都：当年你从美国学成归国，彼时的研究条件跟现在比有变化吗？

　　唐亚梅：2006年我结束博士课题回到中山医，作为主治医生要管病床出门诊，工作之余还继续做放射性神经损伤的研究。但那时医院的实验室条件一般，细胞房、各种仪器设备也紧张，每天要很早起床去预约，实验前的器皿准备都要耗掉大量时间。对比国外先进的实验平台，有时候会觉得很沮丧。

　　但是，就在我们这个简陋拥挤的实验室里竟然传来了发CELL的捷报。那是2007年的宋尔卫院长团队，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CELL杂志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只要课题设计足够好，坚持下去，也一样可以做出成绩，被国际顶级期刊接受。从此后，我调整了心态，虽然工作进展慢，但也逐步取得了进展。

　　当下，我们的研究条件以及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已然突飞猛进，与国际先进比起来也不遑多让了。这正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强盛后，在医疗等基础研究领域的体现。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通讯员 林伟吟 张阳（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