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红色旅游攻略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多项旅游大数据显示，这个暑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出游群体年轻化趋势加强。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策源地之一，广州拥有丰富的革命文物及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广州而言，逐步扩大的市场需求也正是红色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利好因素。

　　近现代史中，广州英雄辈出，在红色革命中勇立潮头。1923年，中共三大在此召开；1924年至1926年，在此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广州起义在此发动……如今，广州保留着众多红色遗址和历史物件，无一不凸显这座英雄城市的品格。循着“广州红”——红色文化步径，观光赏景，在这里可以了解到羊城革命历史，感受英雄风采。

　　“平凡”物件见证红色革命

　　在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第一展厅的陈列柜里，至今保留着两件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一只乡下普普通通用来吃饭的土海碗、一个用来称谷物的量器——正斗。它们为什么能成为文物呢？据农讲所纪念馆宣教部工作人员谈蕴哲介绍，这两件物品都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其中土碗是“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在广宁从事农民运动时使用过的，正斗也是农民协会开展减租运动所使用的称量工具。

　　据了解，彭湃家曾是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但彭湃从小目睹国家贫弱，他深深同情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工作。谈蕴哲介绍称：“最开始彭湃遭到了农民的不待见、家人的不理解，后来他为表明自己从事革命的诚意和决心，烧了田契，‘强行’把地送给农民耕种，在他的努力下越来越多农民加入了农会，海陆丰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后来彭湃也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而看似貌不惊人的一只碗和正斗，也承载着宝贵的历史记忆。

　　农讲所的创办，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后来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也都有农讲所师生的身影。在广州起义纪念馆一楼的展厅内，至今保留着见证这场红色革命的一条红布带，这是当年参加广州起义人员统一佩戴的识别标志。因起义计划提前泄露，敌人部署了镇压，阴雨天气让红布带褪色，很多起义军民在脖颈和手腕上都留有红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对全城进行清洗，凡有此印痕者，皆被杀害。如今除了纪念馆这座稳固的建筑外，这条在血雨腥风中保留下来的红布带便是极有历史价值的见证。

　　历经三十余年确定的红色会址

　　在广州越秀区新河浦一带的红砖洋楼深处，坐落着一块风云之地——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这里是会议旧址的地基，原会址房屋于1938年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2006年，遗址广场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中共三大会址从1971年开始调查到2006年的最后确认，花了36年时间。

　　实际上，三大会址的发现经历了一系列波折。据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研究馆员吴敏娜介绍，三大旧址的考证问题，其实刚一解放就已经开始了。但由于某种原因，考证被耽误下来了。直至“文革”期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五人调查小组，以寻找会址的确切位置，但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当年亲历过中共三大的代表。

　　后来在各方努力下，经过国务院办公厅的批准，中共三大的与会者、年近八旬的徐梅坤老先生受邀来到了广州查勘确定会址位置。但当时东山周边的街道环境和房舍已有了较大的变迁，当徐老步行到瓦窑街与恤孤院路交界西北处的逵园时，抬头看到楼顶的“1922”字样，立即精神一振，记忆的大门顿时被打开了：当年召开中共三大的会场房子应该就在逵园正对面。会议期间，他天天看到这“1922”灰批年份字样，印象特别深刻。由于当年参加会议的代表大多来自外省，都以“1922”字样作为认路的路标。而从这里往南走到新河浦路22—26号便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春园。接下来，又在附近培正路13号找到了毛泽东当时经常与谭延闿商谈统一战线工作的简园。这三座相距仅数百米的建筑成为确定中共三大会址的重要坐标。

　　后来，在充分的人证、物证之下，中共三大会址准确位置——原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现越秀区恤孤院路3号）得到落实。2006年，广州市决定重建中共三大纪念馆，拆掉了建在原来三大会址废墟上的仓库。根据考古发掘，发现了原先三大房屋的地基，也证实了徐梅坤的回忆是正确的。

　　为何不对三大旧址进行复原？吴敏娜解释称，由于三大旧址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没有相关建筑图纸，重建复原如果只根据一些人的回忆来拼凑，难以还原旧址原貌，还会破坏现有地基。因此，不打算将旧址“复制”出来，而是做回填性、覆盖性的保护，并参照北京路“千年古道”的做法，将旧址前的道路改为步行道，采取可透视的玻璃罩展示部分代表性的墙基和地面。

　　南方网全媒体记者 郑洁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