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5日，广东正式发布《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以及《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成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必须对标最高最好最优，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东京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化背景、产业结构、发展历程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深入探寻东京湾区在日本经济转型期的得与失，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室两度赴日本深调研，采访了超百名日本企业及研究机构的负责人、专家学者，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寻找借鉴。从今日起推出“世界级湾区深调研·日本行思录”系列，敬请垂注。

　　在日本大阪刚刚见证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的盛况后，日本创新学会关西分会长大槻真一兴奋地向记者表示：“我要为‘中国方案’点赞！为全球化注入了正能量。”

　　在G20大阪峰会结束后不久，广东省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实现粤港澳开放资源融合、开放优势互补、开放举措联动，引领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

　　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曾经历过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经贸摩擦。正是在这样的压力倒逼下，日本通过加大海外布局、鼓励企业“走出去”，积累了超万亿日元的海外资产，被经济学家解读为“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

　　在“失落的二十年”中，日本海外投资为何能够独树一帜？日本经验又能为中国的全球化之路、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怎样的借鉴，调研团队希望在日本找到答案。

　　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

　　在《蜡笔小新》这部日本卡通喜剧片中，有一处感人剧情：小新的爸爸广志得知要被公司派去尼泊尔工作至少2年后，不敢告诉家人，心中充满不舍，当他鼓起勇气对妻子和孩子说出实情后，一家人相拥落泪。影片反映的正是，在日本企业海外投资背景下，员工被大量派驻国外的场景。

　　“国际化布局是绝大多数日本企业加快发展时做出的首要选择。”曾在日本一家装备制造企业工作的留学生傅冬芳告诉笔者，因为日本企业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海外从业经验对于每个日本职员来说都是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加分项。

　　建立国际化管理团队也是海外布局的另一种体现。“我们公司外籍独立董事已增加到4位，占独董一半席位。”总部设在日本千代田区的日立集团负责人告诉笔者，日立的海外子公司占比已从2000年的31%提升到50%、员工占比从21%提升到45%。在日立的三大战略规划中，“海外业务进展”位居第二，足见其重视程度。

　　站在东京中央区的十字路口，周围日本银行、东京交易所等各大金融机构大厦林立，世界500强企业丸红商社的总部也坐落于此。该公司日籍高管一边用熟练的中文与记者打招呼，一边还打趣道：“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任何语种的采访对象。”作为日本独有的组织形态，商社是日本经济的全球“触角”，更是护送企业、资金“出海”的重要“载体”，丸红旗下430多个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另一家500强企业、化学巨头东丽集团总部公司里的展厅里，陈列了各种“黑科技”产品，其中有应用在美国波音飞机上的碳纤维，也有与中国工厂合作生产的过滤设备中的高分子膜材料。社长日觉昭广介绍，公司海外生产份额已占到整体的70%至80%。

　　不仅大企业，日本小企业的“出海”也是蔚然成风。在大阪北部的一个工业区里，一栋看起来不起眼的低层浅灰色建筑，其实是跨国公司富士音派的总部。楼下是厂房，楼上办公，第三代会长山田哲郎在这里向笔者讲述了父辈“出海”的故事——上世纪70年代，富士音派已先后在中国青岛、越南等地设立工厂，在海外生产基地的“加持”下，其单凭生产销售“塑封机”这一款产品，便做到了该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大槻真一认为，这场海外投资热潮的开启，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从外部看，国际石油危机爆发、日美贸易摩擦加剧，传统优势行业首当其冲；从内部看，日本老龄化问题显现，国内市场疲软，过去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日本经济面临增速放缓和结构转型的挑战。

　　“出海”成了最有效的“出路”。“企业走出去，一方面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另一方面，则能有效分散风险，规避日美贸易摩擦的正面冲突。”阪南大学教授洪诗鸿表示。

　　日本海外投资热潮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就包括软银投资阿里巴巴的案例。截至2017年底，积累的海外资产总额达1012.43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2017年GDP的1.85倍，被经济学家解读为“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

　　金融机构和企业一起“走出去”

　　在日本的不少银行，除了常见的“转存贷”窗口，还有一个专设的海外业务窗口，随时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咨询服务。

　　采访中，“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商社”“银行”几乎是每一家日本企业谈“走出去”的高频词，“便利”是共同的评价。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将其概括为“法律+金融+机构”服务，并点评其特点是“算细账、讲效益、防风险”。

　　在顶层设计上，日本以立法的形式保障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权益，先后出台了《外资法》《境外拓展对策资金贷款制度》《境外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等多部促进海外投资的法律。

　　在金融服务方面，日本也为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提供了充足保障——“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和企业一同‘走出去’。用专业的风控手段，对项目、投资、建厂等先行评估，可行性审核通过，才会提供融资。”瑞穗银行如此讲解日本银行在企业“走出去”时发挥的作用。

　　魏建国认为，金融机构跟企业一同“走出去”是至关重要的，既是“首席风险官”，又是资金“弹药库”。

　　日本政府还出资设立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半官方性质的境外投资中介服务机构，专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服务。此外，还有大量为日本企业提供信息的丸红、住友、尹藤忠等商社、民间团体。

　　如果说大企业走出国门并不为奇，那如何让大量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小企业顺利“出海”，日本也制定了针对性措施。

　　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日本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协会的负责人向调研团队介绍：“比起大企业有银行陪同，小企业可以直接由境内母公司进行融资贷款，也可以由协会进行担保，保障其在当地银行顺利融资。”

　　此外，日本的小企业往往还是大企业的“利益共同体”。洪诗鸿分析：“日本大小企业之间是长期合作的关系，大企业‘出海’往往也会带着提供配套服务的小企业一同出去。”

　　借鉴日本经验 推进全球化进程

　　回顾日本近50年来的海外投资史，全球化布局让日本从一个以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为主的国家，逐步发展成为新材料、芯片、氢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高新领域的技术强国。

　　在全球化进程中，日本是如何完成结构性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东丽、日立等企业表示，随着劳动密集型产能的对外转移，其在日本国内的业务重心从规模化生产转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上，而这背后的驱动，往往是科技研发。

　　洪诗鸿指出，在产能转移的同时，日本的产官学界非常强调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实际上，日本国内的产业链结合非常密切，长期的垂直联合研发和核心零部件的配套唇齿相依，因此，对外投资发展的同时往往也带动了日本零部件的对外出口。

　　“在将产能转移到海外的同时，企业留在本国的总部往往会保留研发功能，集中发力技术创新，研发成功后再由海外工厂进行量产。”日觉昭广说，东丽在滋贺县打造的“未来创造研究中心”，就是东丽的“研发大脑”，这里将继续探索未来社会所需的创新型材料。

　　“日本的全球化走过了以贸易输出、海外建厂、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目前进入技术输出和服务输出的阶段。”洪诗鸿建议广东企业应趁机加大对日本高新技术的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调研中记者了解到，日本不少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正在全球积极寻觅市场。氢能源汽车就是典型案例之一。如今，不少日本企业将中国视为氢能源技术的重要潜在市场。广东省也在加快布局氢能产业，佛山已喊出了打造“氢谷”的口号。

　　魏建国强调，要借鉴日本为企业“走出去”服务的经验：“与日本相比，我们的短板主要体现在金融服务上。企业走出去了，金融机构没跟上，风险管理就跟不上，造成有些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项目收益差、甚至亏损的情况。”他建议，可以借鉴日本金融机构“打前站”、基建企业跟上的“联合作战方式。”

　　洪诗鸿也特别提醒道，在大力推进海外投资的同时，要注意防范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风险，并重点提高中国本土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位置。另外，产业升级、创新研发不应该落下本土的配套厂商，富有竞争力的本土产业链才是反哺对外投资根深叶茂的沃土。

　　策划统筹：谢思佳 吴哲 陈颖

　　南方网特派记者 张艳 陈颖 黎华联 实习生 曹尭 李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