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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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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着文人与一座城市的传奇
2012-09-28 14:42:26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一位被贬谪的文人深刻地影响一座“海滨邹鲁”的城市——潮州。无论是瞻仰韩文公祠,还是漫步广济桥,都给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文学气息。潮州用命名的方式给落魄的中国文人一个大情面。唐朝诗人杨万里有诗:“亭前树子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韩木》)潮州的树是幸运的,有了“韩木”这一美称,便可算得上了中国最有文化品位的植物了,每一片叶子都似乎在吟诗诵文。

  韩愈因为上书唐宪宗《论佛骨表》,而招惹皇帝震怒,虽幸免于死罪,却难以逃脱被贬谪的厄运。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的韩愈,不但仕途陷入低谷,而且平静的生活也从此打破,家人也被赶出长安。放逐途中,小女病死,心灰意冷的韩愈也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中,韩愈写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八千里颠簸路上的韩愈内心悲凄孤苦,经历了人生最寒冷的冬天。 “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宿三江口示侄孙湘二首》)从这一追问中,可以看出尚未抵达潮州的韩愈,其实已经在考虑是否有还乡的可能了。

  无意久留的韩愈却给潮州留下了不灭的精神记忆,这不仅与其为官一任造福潮州人民的功绩有关,更重要的是潮州这地方有一种文人崇拜的情结。驱鳄是韩愈刺潮的重要功绩,但是,韩愈并非是驱鳄的第一位官吏,而且鳄鱼也并未因此而绝迹,让韩愈被历史错爱的是一篇《祭鳄鱼文》。《祭鳄鱼文》从表面上看是声讨鳄鱼,实质上是在呼唤一种向善求和的风气:“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韩愈的真实功绩在于开创了一地之人文风气,从魑魅魍魉横行到崇尚儒雅斯文,韩愈的启蒙功劳不可抹杀。清代文人周玉衡有诗曰:“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谒韩文公祠》)从韩愈开始,潮州才开始重学喜文,知书达礼。韩愈在潮州只有八个月,其兴办乡校、熏陶百姓的过程并不长,何以留下这么深刻的文化烙印呢?潮州百姓没有因为韩愈是贬官而另眼相看。潮州远离政治中心,并不关心统治者的喜好,也不愿意琢磨皇帝宠爱谁、疏离谁。潮州百姓非但没有把韩愈当成罪臣,而是把他当成圣人。这种爱戴之情已经超出了对一个地方管理者的尊重。韩愈之后的治潮者,无论如何勤廉,都难以与韩愈相媲美。

  韩愈被潮州人尊为圣人是一种天意,一种机缘。明代诗人高启有诗:“天要潮人识孟轲。”(《读诗·韩子》)与潮州百姓的“美韩”情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愈则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潮”心理。在韩愈的诗文中,很难找到赞美的字眼,更多的是“南蛮”、“蛮夷”、“瘴疠”之类的恶称。韩愈将“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的怨恨、郁闷、失落之情迁怒于潮州。最有名的是《泷吏》:“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此诗堪称丑化潮州的巅峰之作。我们从韩愈大量诗文中,根本就找不到一句关于潮州的赞美,连一篇日记性质的游记都找不到。就是这么一个不珍惜潮州城市形象的市长,何以赢得潮州百姓的千秋爱戴?韩愈自视为每饭不忘君的忠臣,无论是谏迎佛骨,还是治理潮州,都是为了效忠朝廷,本无二致,所谓“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之所以极尽哀怨之能事,是因为韩愈内心充满了不甘。“志欲干霸王”的他不想在如此僻远之地沉寂下去。他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朝廷感觉到他的存在,盼望皇帝发现他的忠心。韩愈笔下的潮州与现实中的潮州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个宣泄情绪的符号,后者则是温暖的归宿。

  为了早日被皇帝召回长安,韩愈在潮州加班加点,拼命工作,兴利除弊,迅速积累政绩。他上书宪宗,表达了恋主之情。《潮州刺史谢上表》其实是韩愈的请求调动书,其中用“忧惶渐悸,死亡无日”来形容自己的潮州处境。这般凄凄切切、唧唧歪歪,终于让皇帝感到可怜,遂下令内调韩愈任袁州刺史。唐宪宗死后,韩愈被穆宗召回长安,重新回到政治核心层,任兵部侍郎、国子祭酒,后因平抚镇州叛乱有功而升为吏部侍郎。可谓是从逆境中崛起,成为文人参政的典范。韩愈不相信自己孜孜以求的远大抱负就这样搁浅。韩愈这般不屈不挠地开辟重返长安之路,让人感到其缺乏老庄智慧,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也相去甚远,不仅学不会以退为乐,反而把退当成了进的动力。在潮州的那段日子,韩愈也许不曾想,除了追求仕途的上升和“明先王之道”之外,人生难道就没有别的有意义的事情吗?

  韩愈在潮州,心神不宁,火烧火燎。他在潮州推行礼治坚定而有力度,没有丝毫商量余地。潮州实质上成了韩愈政治主张的速成地。韩愈是那种有巨大号召力的政治家,笔力雄大,文词奔放,没有半点小家子气。韩愈对潮州的文化影响是强大的。更值得慨叹的是,潮州以毫不吝啬的方式给韩愈以最高的历史待遇,使得这座城市与一位儒者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历经了多少历史风雨,这种情结却始终没变。一个执着的文人与一座执着的城市如此贴近地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一个人文奇迹。

南方网编辑:蔡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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