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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韩愈现象”及其本质初探
2012-09-28 14:38:53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潮州“韩愈现象”是潮州客观存在着的一种独特文化奇观,更是潮州文化的精髓,其本质和影响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和弘扬。

  一、潮州“韩愈现象”的表现述略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本质的外部表现。潮州“韩愈现象”是指韩愈思想和崇韩文化在潮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动体现和反映,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和历代相传的一种潮州民俗现象,它表现在潮州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反映于潮人的民俗、道德和价值观念之中。具体来说,潮州“韩愈现象”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表现。

  (一) “八月居潮万古名”创吏治奇迹韩愈受贬潮州,是人生的最大挫折,身负事业和家庭双重痛苦。但他仍以儒家积极用世的精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关注民生,推广中原先进文化,显示了高尚的个人品格;他于元和十四年(819年)3月25日到任,4月24日便开展了驱鳄行动,并在短短的7个多月间,实施了恶溪驱鳄、延师兴学、赎放奴隶、扶持农桑等一系列治潮惠政,显示了高效的施政作风;他以儒家理念为指导,制定并实施了“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的治潮方针,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对健全当时潮州的社会秩序、发展潮州文化和经济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显示了高超的施政方略;韩愈因此而成为“潮州发展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转捩性的人物”,在潮州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历代仕宦和百姓的崇奉,享千秋之祀、负万古盛名。

  (二) “一片江山尽姓韩”造人文奇观据地方史书记载,自韩愈离开潮州之后的千余年来,潮州的山水纷纷易姓为韩,如韩江在古代因滩石险恶,且有鳄鱼出没伤害人畜,故称为“恶溪”、“鳄溪”,“自韩公过化之后,江故名恶溪,改曰韩江。”“韩山,在城东,即文笔山……又名双旌。唐韩愈尝览其上,邦人思之,名曰韩山。”还有韩山上的韩木,笔架山上的韩文公祠,已成千古奇观。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后几经变迁和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延续至近现代,潮州还存在以韩愈的号命名的民俗文化现象,有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石牌坊,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景韩亭”;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潮州市区至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有简称为“韩师”的韩山师范学院,等等。大唐王朝是李姓天下,但未见有何山水改姓为李,韩愈作为一名贬官,因为“有爱在民”,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为中华文化增添一个深邃的历史之谜。

  (三) 《鳄鱼文》令潮州名扬四海《鳄鱼文》是韩愈名篇,文章气势磅礴、跌岩多姿、义正辞严,表现了韩愈驱除鳄鱼、为民请命的决心和勇气。《鳄鱼文》使潮州之名与韩愈同在。随着祭鳄活动演绎为传奇故事和神话传说,乃至历朝历代文人学者对祭鳄活动所展开的争论,或褒或贬,都使潮州与韩愈、与韩愈文化一道名彰史册和声扬九洲。尤其是在宋神宗丰元(1078)年,皇帝赵顼追封韩愈为“昌黎伯”,12年后苏轼撰写了《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对韩愈的业绩作了高度的评价,由于苏轼与韩愈同为“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和旗手,这篇文章也与《鳄鱼文》一样成为唐宋古文运动中最有名气的文章,一同被收入《古文观止》,成为千古传颂的佳作,潮州也随之名扬四海。

  (四) “命进士赵德为之师”使潮州享“海滨邹鲁”之誉赵德是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才干的人才,后来成为潮州唐宋八贤之首。韩愈举荐他为摄海阳县尉,任州衙推官,专门主持潮州学政,督导生徒。韩愈治潮仅7个多月,离任之后,赵德完成韩愈未竟之业,继续实行兴学大计,振兴州学,陶范民风。赵德为报韩愈知遇之恩,收录了75篇韩愈的文章,编成六卷集《昌黎文集》,使之成为韩愈的个人文集,并成为潮人学习儒学的教科书,也成为潮人研习韩文的重要资料。启用赵德等当地人才,对韩愈兴学政策的延续、儒家思想的宣扬和中原文化的传播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项举措使潮州“庠序大兴,教养日盛”,成就“海滨邹鲁”、“河岳炳灵”之美誉。

  (五) “韩文公教示”让潮州民间尊韩成风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士子受儒学、理学熏陶,大多“尊韩”,但很少有像潮州这样全方位地尊敬和崇拜韩愈的现象。直到现在,潮州民间的老一辈在教育后代时,经常用的口头禅还是“韩文公教示”。在潮州的许多俗语、民谚中,也保留了大量尊韩敬韩的词汇,如“静到祭鳄”。潮州还存在“以公之姓以名其子”的现象,据介绍,昌黎小学有20多名学生以“念韩”、“师韩”为名;在潮州全市250多万人口中,名字中带有“韩”字或者“愈”字的人更是近4000人。潮州传统民居甲第巷,至今仍洋溢着韩愈所倡导的好学崇文风气,旧式府邸多以儒林第、大夫第、翰林第为名,大门上还遗留着“树德”、“加冠”、“进禄”等字样;等等。这些现象既显示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和景仰,也增添了潮州的文化氛围和内涵。由此可见,韩愈已成为潮人尊崇的偶像,韩愈文化已深深地植根于潮州民俗之中,渗透在潮人的社会生活之中。

  从社会学角度看,潮州“韩愈现象”是一种群体信仰,是潮人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中,便产生了文化现象与民俗礼仪,即崇韩文化。这是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的一种感激和崇敬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集合、解释了潮州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

  二、潮州“韩愈现象”的本质初探任何事物有现象,就必然有本质,现象是由本质决定的。研究潮州“韩愈现象”的成因,就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现象的根据,潮州“韩愈现象”的产生和崇韩文化的发展,固然有其天时、地利等客观因素,但决不是“历史的偶然”和“恋旧崇圣意识”,而是由韩愈的执政思维、人格魄力和治潮业绩这些本质内容起决定作用,是韩愈思想与潮州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正如原全国侨联副主席连贯庆贺韩祠重修的题词所说的那样:“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纪念他。”

  (一)顺潮流,惠民众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繁荣的时期,而潮州在韩愈贬潮时仍处于“人杂夷獠,不知礼义”的状态,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地域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产生了地区间文化融合的强烈需求,潮州处在迫切需要发展的关键历史时刻,韩愈恰好是在这一转折关头来到潮州。作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韩愈恰逢其时地在潮州传播中原文化,点燃文明火焰焚烧荒蛮和落后,并奋发有为地德化潮州,为缩小中原与岭南的文明发展差距作出了巨大贡献,潮州崇韩文化的情结与此息息相关。

  韩愈被贬入潮,为解除民瘼,置个人哀苦于度外,刚上任即以调查研究为第一要务,到民间体察民情,寻访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鳄害。继而通过祭祀的形式,宣读《鳄鱼文》作了驱鳄动员,客观上起到凝聚民心、消除民惧的作用,再“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与鳄鱼从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鳄行动。针对潮州买卖奴婢问题十分突出的状况,韩愈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实行了“计庸以偿,赎还奴婢”的政策,即奴婢为债主做工,以工钱抵债来偿还卖身债款,当工钱抵值债款时,奴婢便回复自由。赎放奴婢是一项德政,缓和了阶级矛盾,取得了“海夷陶然”、和平稳定的发展局面,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10324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74682户与南宋淳年间的135998户。人口的迅猛增长,反映了潮州的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潮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此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水平。

  (二)兴农桑,重民生与其他封建吏治一样,韩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从他在潮州所写的《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又祭止雨文》等文章来看,其关心农桑的赤诚之心清晰可辨。“淫雨既霁,蚕谷以成,织妇耕男,忻忻衍衍。”表现了韩愈为早稻、夏蚕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海阳县志?堤坊》引陈珏《修堤策》载:北堤“筑自唐韩文公”。韩愈率百姓筑堤的山也因为他插竹勘测而改称为“竹竿山”。潮安县磷溪镇砀山有一道水渠叫金沙溪,也传说是韩愈所开,清澈的渠水至今仍在滋润着两岸的田畴,记载着韩愈当年扶持农桑的业绩。

  韩愈不仅重视农业,也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以至潮州商界把韩愈奉为不祧之祖。农业发展,奴婢赎放,使更多的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非农业生产,促使工商业迅速兴盛,用现在的话说,那个时候三大产业是一齐发展的。

  (三)强教化,涤民风韩愈来潮州不久,便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认为治理潮州必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一方面,韩愈大胆启用当地人才,举荐地方俊彦赵德等主持州学,为兴学育才建设了一支相对稳定、坚强有力的教育队伍和师资力量,使地方文教事业不因州郡官调迁而发生变动,开潮州教育之先风;另一方面,则大力兴办乡校,这是一项使兴学政策得以持续贯彻的战略选择。

  到了宋代,宋孝宗问潮州八贤之一王大宝:“潮风俗如何?”王大宝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王大宝在另一篇文章里面写到:“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些都阐述了潮州在韩愈影响下,逐步形成了浓厚的喜文好学氛围和崇文尊师的“士风”。可见,韩愈在潮州不仅发展了经济,建设了物质文明,还为潮州文化教育、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树官范,得民心潮州尊崇韩愈,除感激其在潮施行德政、传播文明等业绩之外,也有韩愈自身人格魄力的因素存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才气,“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勇气和“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名气,在潜移默化中“风示潮人”,使韩愈在“养士治民”的过程中,使潮人见贤思齐、“以公为师”。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崇拜,是以伟大人物的人格、学问和修养所产生的道德权威。

  唐朝任用官吏有一定的标准,其中就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要求,所谓“四善”,是指德、慎、公、勤,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若、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考察韩愈一生行状,不论是任朝廷大员抑或贬为地方官佐,他都恪守着这些品德标准,始终勤修德政,廉洁奉公,爱民若赤。韩愈许多深得民心的主张,都不止停留在诗章里或口头上,而是身体力行,力创政绩,这是普通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优劣最直观的标准,是韩愈深得民心的原因。韩愈在潮州所做的一切,也集中体现了他的为人处世的高尚品德,即“不为一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解苦”和“得官即办兴国事,失位不失爱民心”。为了在潮兴学,韩愈曾慷慨解囊,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当时潮州刺史月俸124千,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治潮八月的俸禄,“人因惠爱传”,对这样一位重义轻利、高风亮节的官员,潮州人民“信之深,思之至”,将其世代尊崇是常理之事。

  综上所述,现象和本质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韩愈如果没有为潮州的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就没有潮州“韩愈现象”的出现。潮州“韩愈现象”是潮州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进一步从韩愈现象的本质属性来透视“韩愈精神”。这就是:自强不息的理想人格,民为邦本的价值取向,德政相融的执政理念,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海纳百川的人才意识。时代的发展不断赋予“韩愈文化”以新的意义,潮州“崇韩文化”孕育着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我们必须通过研究潮州“韩愈现象”这道独特的文化奇观,不断提炼韩愈的精神实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四个文明全面发展,让韩愈文化在南粤大地上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陈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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