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中共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强调要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着力点，把恪守社会公德摆到了突出位置。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首先，无论从道德规范体系的结构层次来说，还是从道德规范体系不同的结构要素对人们的要求来说，社会公德都是处于最低层次的。正是社会公德的这种简单性，使之应当成为社会全体成员首要的遵循对象。社会公德不仅是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它是公民的个人修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建设都有着引领的作用：一个好公民，是一个好职工和好家庭成员的前提；同时社会公德也是敬业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等更高道德境界的基础。
其次，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指针。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工业文明，社会化大生产使人们的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社会越发展，公共生活领域越扩大，社会公德规范就越多。因此，社会公德作为起码的社会准则与共同道德认识，虽然对它不能用诸如崇高、伟大、高尚等词汇溢美，然而，它毕竟是与一定社会的道德理想、道德取向紧密联相联的。即使社会公德只表现于个体行为选择，似乎是浅层次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观念，然而它同时又是个体较高层次道德观念的表现形式和外显行为。从个体公德状况可以窥见其道德修养水平和文明程度。整个社会的公德水平则是该社会文明的表征。
最后，公德是工业文明的伦理基础，因此它必然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选择的基础，日益成为社会大众的认识和实践。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更对基本的社会公德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为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人的活动方式、存在分工的社会化发展，也是人的自身需要的品德、能力、社会交往关系的全面和谐发展，它把社会公德教育扩展到国际范围。WTO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平交易的原则、透明度原则和非歧视性原则。这些原则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道德人格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加强，广大公民的道德水平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遵纪守法、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尊老爱幼、保护环境蔚然成风，但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一些与社会整体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的丑恶现象也大量存在着。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道德状况下我们应该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
（一）建立正确的道德导向
这是首要的最为迫切的一点，如果不能确立明确的道德导向及正确的善恶标准，那么一切道德建设都将成为无源之水。
首先，要承认人们通过正当途径追求自身利益的道德合理性，又要提倡和发扬为社会奉献的精神。现阶段在全民范围内应当实施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集体主义导向，必须坚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顾全大局、积极奉献、先公后私、互惠互利、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等等，既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社会稳定和进步的要求，也是个人正当利益得以实现的条件。
其次，公德建设要调整战略重点。解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了不少模范人物，然而广大群众的道德建设问题，和人们的起码善恶观念和行为规范教育问题却被忽视了。事实表明，仅靠几个模范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因此，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战略重点必须从精英道德建设转向大众道德建设，重在规范大众的日常行为，兼顾倡导不断提高道德境界。
（二）改变道德教育的方式
众所周知，道德教育不仅包含着他律，更主要的是自律。公民道德从他律时期向自律时期升华，核心是道德义务向道德良心的转化。良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自律性。它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道德良心这种独特的自律性质，使之在公民道德人格的形成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所以，要使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良心，才能真正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三）注重法律的作用
实现社会道德重建除了需要“软”的道德教化，还需要“硬”的强制手段：即由政府和法律所代表的硬性机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秩序主要靠法制来维护，正义也要靠法制来伸张。法规是人们善恶的规范，又是保证这些规范得以遵守的有效武器，只有法制才能真正起到治恶惩恶的作用，并使遵守和维护道德的行为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把解决道德问题完全交由法律来承担，反映了教育的无能，它将导致全社会对道德教育的放松甚至放弃。道德教育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如它具有内在控制力，可以拘束人们的内在心理；具有比法律更高的目标，即有移化人们思想品质的作用；它还有较之法律更为广泛的调整范围。只有将道德与法律结合起来，才能加强道德的“硬”度和威力。（编辑：农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