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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难民:寻找一方活命之所

2005-09-02 15:37:55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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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那一方活命之所,寻找那一片自由之地 这苦难的人流,经历了多少杀伐离散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1931年,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一步三回头,率部撤入山海关。他的身后,是被日军占领的家园。几十万难民,如潮水一般,跟随着东北军,涌入关内。

    5年后的“九一八”纪念日,王以哲在《东望》杂志题词:“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

    流亡于西安的年轻教师张寒晖读到这沉痛的题词,不禁泪下。古城西安街头,正处处可见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张寒晖就此谱写出了一曲《松花江上》。

    1937年除夕,周恩来说:“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彼时,中国人的家园之痛,才刚刚开始。

凇沪会战后涌向上海租界的难民

1 走,还是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时期的难民潮从华北开始。随着平津相继沦陷,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者藏身于河北附近的乡村,或者迁居天津的租界。更多的人则扶老携幼朝两个不同的方向举家南迁: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落脚之地。走海路的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因为日军的迅速南下,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已经不能通车,难民们大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一路跋涉到达济南。到了10月,连济南也不安全了,于是,大批难民又从济南乘轮船到达上海。另外有一批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

    直到7月15日,清华大学教师闻一多还在走与留之间徘徊。

    “我自己出门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他在写给到武汉探亲的妻子的信中说,“最好时局能好转,你们能短期内回北平。写到此处,又有人来电话报告,消息确乎和缓了,为家设想,倒也罢,虽然为国设,恐非幸事……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只好满处找人打听消息,结果你一嘴,我一嘴,好消息和坏消息抵消了,等于没有打听。”

    第二天一早他又追写了一封信:“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7月19日,闻一多终于带着几个小儿女和一点随身的东西,离开北平南下。他在车站碰到了臧克家。臧克家问: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感慨道: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那时,在济南,老舍同样在走与留之间徘徊。“七七事变”前,济南有40多万人口,事变发生后,随着时局越来越乱,人们逃避一空,只余1万多人。

    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后来回忆:父亲不是没想过与家人一起逃亡,但那时幼女才满三个月,最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带着三个小不点儿,在上有敌机的轰炸、下有乱军包抄的情况下逃亡,全家必死无疑。父亲也不是没想过与家人一起留守济南,但一旦被敌人抓住做了俘虏,丢掉性命事小,失去气节事大。

    老舍的儿子舒乙后来回忆:到了11月15日,天际突发三个红闪,突听三声巨响,大地震动,树叶纷纷被震落。原来是守军为阻止日军南下,主动将黄河铁桥炸毁。父亲知道是分别的时候了。他提了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小皮箱,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裳,揣了50块钱,摸了摸我和姐姐的头,对母亲说:“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就马上回来!”我抱着父亲的腿一个劲地问:“爸上哪?”姐姐则追问:“什么时候回?”母亲很勇敢,代父亲回答:“明天就回。”催父亲速离。父亲提着箱子极快地出了家门。他自知,只要稍一迟疑,他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

2 逃进南京,逃进地狱

  1937年8月13日,抗战初期规模浩大的淞沪会战开始,南方的难民潮也就主要形成于此时。日本采取了“速战速决”的侵华方针,声称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此,日本直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京沪地区。战前上海包括租界在内人口总数超过300万,在亚洲仅次于东京。战争初期,每天大约有3万人离开上海,但上海的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急速增加到350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毗邻的浙江、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位于上海市内的公共租界,就成了上海本地居民和外地难民的天然避难所。

  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人像潮水般涌入了租界。保守统计,到租界避难的中国人至少有70万。

    《上海一日》记载,通往租界的白渡桥上,“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找出路,那时,地上婴儿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地上的呼救者,呼儿唤女的悲啼声。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

    但是,留在上海也是危险的。8月28日,日军飞机轰炸了上海南站,炸死正在候车离沪的难民六七百人,《上海一日》说:“没有头的人,断了手足的人满眼皆是。”8月31日杨行汽车站被炸,伤兵难民200余人被炸死;9月8日由上海开往南京的难民列车在松江车站被炸,死亡300余人;同日,一辆由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被炸,死亡3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中国记者范长江在《皖中战影》一书中记录:“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迁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

    一位英国记者这样记载妇女和儿童难民的惨状:妇女将婴儿生在路边;既没有一滴水可喝,也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只能呆在酷热且满是灰尘的公路上,由于害怕日本飞机经常不断的机枪扫射,许多孩子在惊恐中死去。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在长三角一带进行快速追击作战,从而在京沪杭一带又制造出了无数的新难民。

    南京。首都南京原有居民100万,沦陷前已有大批人员迁离,逃往安徽和两湖等地。但是也有大量难民逃进了南京,他们希望得到中央政府的保护,并由此进入西部。由上海进入南京的难民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想不到,进入南京,就进了地狱。

    学者孙艳魁认为,丧生于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中,至少有1/3是难民。

3 寻找那一方活命之所

  这是一张渐趋繁杂的流徙图。华东诸省的难民,随国民政府先是内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新的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又出现如潮的难民。随着日军侵略计划的推进,华南地区也出现了难民流徙。福建、广东等地居民在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有的携家带口来到香港、澳门,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也有移居南洋投奔亲戚。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却仅剩下50余万人。

  王家就像人潮中的一粒尘。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内,火光冲天。“焚城了!”

    湖南作家王开林的父辈一家,带着细软,仓皇逃出。

    当时蒋介石下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因为长沙的地理位置重要,如果日本占领长沙以后,将其作为后方补给站,于中国战局极为不利。

    王家是大户人家,王开林的爷爷王绍堂在清末是湖南布政使,民国时期是湖南禁烟督办,两个官职都是肥缺,他也因此为王家挣下偌大一份家业。到抗战前夕,王家在乡下有四五百亩地,城里开了米店、典当行等七八家铺子。一家人逃出院子,佣人要锁门,大伯呵斥道:“还锁什么!”他已经意识到,这些不动产在战火中定然难以保全,这时候,性命要紧。

    各种传言在传播,有人说日本人已经攻入,占领了西门和北门,火就是日本人放的。传言让人们惊慌失措,南京大屠杀的阴影让长沙人知道,要是不逃走,在日本人的手中只是一死。北门通往岳阳,从北门出是往日本人枪口上撞;西门是通往水路,出去就要过江,江上的船都已经被有钱人包了;只有南门似乎是一条生路,大量既无胆量,也无权势的平民涌向南门,导致南门拥挤不堪,甚至相互踩踏。

    以前是主子给下人旧衣服穿,现在反要下人给主人旧衣服穿了。王家带了几个家人,换上下人的布衣布袍,赶着自家的马车,往西门逃去。他们从长沙逃到衡阳,于衡阳大战之前逃往广西,又从广西逃往云南。

    走到哪里?哪里安乐?

    王开林对本报记者说,他的父亲谈及当年逃难路上惊恐:耗在路上的时候少,停下盘桓的时候多,盘桓时常常一夕数惊:有人说日本人还有几百里,有人说就在几里不到的邻县,周围的人不顾一切逃命,他们甚至追上前去问一句情况的机会都逮不着。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在后面追,而是根本看不到敌人,然而时时感到敌人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窥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遭遇过敌人,但是那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吓对心力的磨损是巨大的。

4 乡野之人,命若钟摆

  长途流亡到西部大后方的难民中,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占多数。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更容易谋生和迁徙。据1938年5月某处非正式的统计,自华东战场逃来的难民中,文化教育者占55%,党政及国营事业者占21%,商人占10%,工人占6%,而农民仅占2%。学者孙艳魁说,抗战时期共有约6000万难民,其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但就像王保山一样,他们大多流亡于战区附近。

  在富有的王家风餐露宿南逃西进之时,山西和顺县14岁的农民孩子王保山(化名),也在日夜逃难,但与长沙的王家不一样,贫穷的他只能在家乡附近的山里躲藏。

    1937年9月26日,日军开始轰炸和顺县城,炸死了城东一个磨面的师傅。从那天开始,人们就不得不每天提防日军的轰炸。每日早早吃了饭,怀里揣好炒面,听到城门的门楼上大钟一敲,就纷纷钻进各家院子周围挖好的防空洞。当轰炸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惨烈的时候,大家就往城外跑,跑到十里八里之外的山村。一个叫做“太阳坡”的地方成了和顺人躲藏的福地。太阳坡四面都是山,只是在山的中间有几户人家,走近了才可能发现这个小小的桃源。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年多,和顺人也不知到底躲了多少次,逃了多少次。一般来说,在外面躲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就会有胆大的人先跑回去看看情况如何,确信日本的飞机已经回去了,大家才陆陆续续回到城里。

    1938年,日本兵来城里扫荡,一个叫王愣孩的小伙子没有及时逃离,被一个拿着枪的日本兵撞到,逼着他下到蔡寿孙家里的地窖去拿山药。王愣孩下去以后不上来,日本人喊话他也不答应。日本兵急了,跳下地窖,王愣孩把他摁在地上,经过一番搏斗,掐死了日本鬼子,跳出地窖,从城内的东关街一口气跑到离城三里地的东窑沟。在东窑沟聚集了许多从城里逃出来的人,大家为他包扎了伤口后,王愣孩就投奔了八路军。日本人顺着王愣孩的血迹找到东窑沟,但是无功而返。为了报复和顺人,他们在城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阴历三月初八,日本人又一次占领了和顺城,为了替那个被掐死的日本兵报仇,他们烧毁了东关地区所有的房子。躲在外村的人们不敢回来,几十个人挤在农户家一条土炕上,饿了,就吃口炒面,喝口水,困了,就闭闭眼。日本人驻扎了5天之后就撤退了。得到消息的人们回到城里,发现自己的家产已经被烧得一塌糊涂。大家走的时候着急,只带了一些炒面,所有的粮食财物就这样化为乌有。

    日军的轰炸和扫荡把人吓得胆战心惊,有一夜,王保山和家人听到“嗒嗒”的声音,从睡梦中惊醒,爬起来就往城外逃,到了离城四五里地的地方,站在山坡上观望,发现什么情况也没有,才战战兢兢回去继续睡觉。第二天夜里他们又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仔细辨别,才发现是自己家养的鸡在啄鸡笼。

    尽管一直在恐惧中东躲西藏,但“和顺的娃娃,离不开妈妈”,绝大多数和顺人从没有想过去更远的地方。他们自认为“哪有那本事,出去就活不了”。况且乡野之人,并不知道日本人究竟占领了哪里,没有占领哪里,只是听说周围都有敌人,太原被围,阳泉被占……既然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又能逃到哪里呢?

5 血雨刀山,多少离散

  抗战期间,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0%以上西迁。——社会学家孙本文估计。知识分子大多处于当时社会的高层,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谋生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亡国之痛更加敏感,很多人并非只是逃命,他们不愿在日军控制下生活,而是奔向大后方,抗日救国。

  抛家舍子独自南下的知识分子,注定经历更多离散之苦。

    闻一多从北平南下后,先到武汉与妻儿会合。其后,清华大学南迁湖南,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国立临时大学。闻一多独自赴长沙兼课。南京沦陷后,临时大学酝酿再度南迁,即后来的西南联大。1938年2月,为节省用度,闻一多放弃了原本的乘车计划,决定参加学生200多人组织的步行团步行3500里入滇。出发前,多日接不到家信的闻一多焦虑地给妻子写道:“出门以前,曾经跟你说过许多话,你难道还没有了解我的苦衷吗?出这样的远门,谁情愿,尤其在这种时候?一个男人在外面奔走,千辛万苦……只是求将来得一温饱和儿女的教育费而已。这里清华北大南开3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指未就教育部职一事———编者注),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诉去?……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父母和驷弟半夜三更送我出大们,那时你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生气。现在这样久了自己没有一封信来,也没有叫鹤雕(儿女名———编者注)随便画几个字来。我也常想到,40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但是出门的人盼望家信,你能说是过分吗?到昆明须40余日,那么这40余日中是无法接到你的信的。如果你马上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半年之后,闻一多妻儿终于到达昆明——这类艰难团聚的故事,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回忆中多有呈现。

    《去大后方——抗战内迁实录》一书记载,老舍妻子胡薭青在老舍离开山东后不久,便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娘家。她一直想南下重庆与老舍会合,但为了照顾老舍的老母,又迟迟下不了决心。1943年,分别六年之后,老舍的母亲病故,胡薭青料理完丧事后,带着3个孩子,在老舍挚友的帮助下,踏上了千里寻夫的历程,不知道经过多少盘问、恐惧、危险、空袭,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到达重庆。挚友的此次义举属秘密行动,事先没有跟老舍商量。到了重庆后,有人到郊区北碚去问老舍:要不要跟妻子儿女马上团聚?老舍正在吃馄饨,手中的筷子微微抖颤了一下,但他马上恢复了平静,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

    后来老舍在给友人的信里吐露了对妻子的感激:“一个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么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严肃的生活,来自男女彼此间的彻底谅解,互助完成。国难期间,男女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

    (本文参考、引用了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及苏智良等著《去大后方——抗战内迁实录》,并得到叶小沫的帮助,特此致谢。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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