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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支农学生的梦想与挫折

2006-02-23 15:04:48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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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南方周末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跟踪一个大学生支农支教的选择。正值北京市公开招聘高校应届毕业生担任京郊农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大学生村官”现象为公众所关注。马永红选择休学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可以是一个具有探讨价值的样本。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青年知识分子的参与,青年知识分子亦需要从基层得到磨砺,加深对国情的认识,但这一“双赢”的过程并不简单,肯定伴随着冲突和妥协,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农村的面貌才会得以改变,而青年人也才会更加成熟起来。马永红的心路历程,也代表着深入基层的年轻人的心路历程。

“我很想做英雄,如果我能改变这个村,那我就是英雄了”

马永红拒绝循规蹈矩的生活 记者 麦圈/图

  马永红没有在家过年。除夕,他被母亲赶出家门。

  事情的起因是支农,母亲唠叨说因为马永红搞支农以及接待来村里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家里的柴火都被烧完了,马永红一怒之下和母亲吵了起来,结果是被母亲喝令“滚!”

  这个在2005年选择休学支农的大二学生,在陕西渭南冰冷的冬天游荡了半个月。直到剩下的800多元钱被人偷走,他才在正月十五又回了家。

  在过去的一年,大学二年级生马永红成为自己的出生地,陕西商洛县麻坪镇的一位出名人物。他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不惜休学。但反思这半年,马永红承认,也许改变最大的是他自己。

  让他想不到的是,在遭遇挫折而选择“妥协”之后,他所推动的事情,却好像真正进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

  迷茫的大学生

  21岁的马永红曾经带着记者来到麻坪镇合兴村的制高点俯视山下,手拿一条树枝指向山下的瓦房:“这一片是我支农支教、想要改变的地方。”

  那是2005年11月。在合兴村土生土长的马永红,当时既是休学支农支教的大学生,又是东麻坪“农民协会”的领头人,还是合兴村村委会主任的有力竞争者。

  而在一个月后,当他竞选失利,新任合兴村村委会主任锁上了那间办了半年“农民夜校”的小学教室时,这间“农民夜校”的创办人和主讲者马永红以妥协换取了那把锁的钥匙。

  在有着近800口人的合兴村,马永红家是最为贫困的几户之一,他们家住着村里惟一的土房子。

  种植烤烟一年的毛收入刚够马永红上一年大学的学费和开销,家里还有在县里上中学的弟弟和妹妹,马永红的父母马民治和邓福勤夫妻俩极度省吃俭用才能勉力支撑这个家庭。

  还好,有马永红为这个家庭争气。2003年,18岁的马永红被提前录取到西北政法学院公安系边防管理专业,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夫妻俩就指望着马永红早点毕业,找份稳定的工作,好给这个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但是,步入大学校门的马永红却并不愿循规蹈矩。这个山里娃发现,不少人的大学生活原来是“谈恋爱、上网、打游戏,学习反倒是最不重要的”。这让他十分迷惘。

  马永红开始和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他不喜欢参加聚会,班上集体照相他也不参与。他也绝不沾自认为不好的东西。“有一次,我们宿舍同学逼我抽了一支香烟,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抽烟,之后我去刷了十几遍牙,我觉得这真是太脏了,我马永红怎么能抽烟呢?”马永红将这一切变化归结为堕落的城市生活:“城市生活让我在农村时候的很多理想都泯灭了。”

  痛苦之中的马永红想到的办法是献血,他称之为“换血”———给自己换血,换掉在城市里沾染的坏东西。2004年5月,他联合了10多个同学,分别在西安、延安等地献血,他自己献了1000毫升。

  学习之余,马永红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文学创作上,他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和散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把自己看成是继韩寒和郭敬明之后的又一位青春写手,他以自己生活的家乡为背景写作的25万字的长篇“诗幻”小说《洛子情殇》模仿郭敬明的《幻城》,充满了奇幻色彩,故事发生地云蒙山实际上就是村前的云镇山。

  执意休学

  大一下学期公安系组织过一次下乡助教活动,那次,马永红和同学们一起给陕西蓝田一个贫困乡村的学校带去了募捐来的衣物和书籍,并且花了一天的时间给孩子们讲课、和孩子们联欢。孩子们的夹道欢迎、村民们饱含真情的感激之词让马永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我从农村来,应该回到农村,帮助家乡改变贫困和落后的面貌。”

  马永红立即将自己的设想付诸行动,他联络了一批西北地区各大学的青年志愿者,组建了“西北青年纵队”,自任总队长,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2005年寒假,马永红带着陕西7所高校的14名大学生回到合兴村,对当地农民进行法律知识、致富意识的培训,对学生进行学习兴趣激发活动和作文培训活动。按照自己的理解,马永红将这些活动统称为“大学生反哺农村工程”。

  2005年“五一”假期,马永红又组织西北政法学院的6名师生回乡支农,这次他们不仅带去了从学校募捐来的物资,而且在当地建立了试点性的农民协会,帮助农民们开展饲料和化肥的统购统销,很多村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利用假期回乡支农支教”让马永红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但2005年6月,马永红遭遇了一次挫折。他想在西安钟楼举行一次支农支教的宣传活动,同时公开拍卖小说《洛子情殇》的版权,为支农支教筹集经费。租用钟楼需要系里开证明,但是系党总支的李争社书记却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劝马永红说:“贫穷的地方那么多,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得了农村?”

  此前李争社一直是马永红支农支教的支持者,而正因此,他的拒绝让马永红觉得难以接受。那天他没有回宿舍,在雨中走了一夜,因为担心他出事,班上同学也找了他一夜。

  让李争社决定拒绝马永红的却是马民治。马民治早就知道儿子不安分,怕他耽误了学业,为此曾专门赶到学校找到李书记,跪在他的面前,求他管住自己的娃。

  但对李书记来说,这是个没有完成的任务。为了避免马永红再有过激的行动,李书记没过几天就同意给马永红开证明,可他又晚了一步,马永红突然向系里提交了休学申请。

  让马永红产生休学之念的,既有城市生活的空虚和“堕落”,更有“无人支持与理解”的痛苦。他在日记中写道:“天底下的穷苦农民很多很多,我不能一个一个把所有的改变,但……我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哪怕一点点。……政法学院在那一阵子给我的感觉如同漫漫的沼泽……”

马永红的支农支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记者 麦圈/图

  但马永红的辅导员蒋国纲说,学校一直非常支持马永红,“我们只是不支持他现在去支农支教,而是希望他利用假期或者毕业之后去。”

  被马永红缠得实在没办法,系里终于松口。蒋国纲说,同意马永红休学的真正原因其实还是为了保护马永红:“他那时候已经不到学校来了,如果不同意他休学,那么就要算他退学了,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这样。”

  “马永红语录”

  7月10日,放暑假的马永红又回到了合兴村。这既是他“反哺农村工程”的第三次活动,又是他休学的开始。

  暑假支农支教的大学生已经有了30多人,并且给合兴村、红岩沟和石门镇的桥上村带去了募捐来的4000多件衣服和2000多本书,在7月10日到25日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利用村办小学的教室开办了10期农民夜校,给村民们讲授文化知识和农业技术,教农村妇女们写日记,在活动结束的时候,马永红还组织了一次两镇四村村民参加的联欢晚会。

  马永红组织能力很强,和前两次一样,这次的活动又是马永红一个人策划、组织的。从5月中下旬召集西北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负责人、农民协会代表讨论活动时间、地点和内容,到组织各高校开展捐衣捐书活动、与红十字会联系借用运送捐赠物资的卡车,都是马永红亲自操办。在志愿者们出发之前,马永红甚至还给他们集中进行了一次“思想整顿”,要求他们牢固树立起“反哺农村”的信念。

  马永红带给了村民很多新鲜的感觉,36岁的李秀芳现在还记得马永红组织的“给妈妈洗脚”活动,她说,当女儿提出要给她洗脚的时候,“我吓了一跳,以为她脑子出毛病了。”但是说到女儿给自己洗脚的情景,李秀芳就幸福地笑个不停。

  暑期的支农活动中,马永红进一步展示了自己的精明之处,他主动联络市、县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突出宣传自己的休学和支农,他甚至自己出资印刷了一套70多页的《支农支教手册》,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了农民协会的章程、各种支持农民协会的论文和新闻报道,而其中最为主要的内容,则是自己历次支农支教的总结、演讲乃至“语录”。

  “马永红语录”有板有眼:“欲理解中国社会必先理解中国农村,而理解中国农村必先理解中国农民,而如何去理解他们?那就要求我们走进农村走近农民,和他们进行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

  “困难是有的,但战胜困难的勇气更是有的,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惟有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见之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中,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才能更好地见证自己的人生价值。”

  有意识地组织媒体报道,让马永红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商洛电视台对马永红的支农支教作报道之后,引起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关注。温将他吸收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等数家单位联合发起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并让他7月底到8月底去北京参加了培训和交流。

  从北京培训归来后,马永红开始在农民协会上倾注更多的精力。这个协会早在5月4日就已经成立,曾经成功地统购过化肥,由于集中购买量大,50公斤一袋的化肥要比供销社卖得便宜3块钱,自然受到欢迎。马永红回忆说:“那天运化肥回来,结果车陷到水里面,要把车上的化肥一袋袋从车上扛下来,农民们一分钱不要,自发地帮着扛化肥,扛了整整一天,没有一个人抱怨。”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同时又缺乏组织和领导,农协几个月来基本无所事事。

  从9月中旬开始,马永红决定对原来的农民协会进行改组,他说:“农民协会可以在经济上实行统购统销,把村民们联系起来,可以搞广播、夜校、黑板报,影响整个村庄的文化,这样的村庄就充满了活力,不再死气沉沉。”这次,马永红组建了包括半个麻坪镇在内的“东麻坪农民总协会”并自任名誉会长,而会长则是由协会的会员们选举出来的。村里232户人,有125户加入协会,如果算上其他村,农民协会的会员有157户。为了对会员有所约束,马永红要求每个会员必须缴纳会费20元,一次管3年,缴费之后才能享受协会提供的服务。协会还吸纳村民自愿入股,每股100元,作为购买物资的原始资本,每年可以分一次红,可以退股。

  包括原村支书邓三平、原村长马振印在内的一批马永红的爷爷、叔叔辈们心甘情愿地跟着马永红干。马振印说:“永红年轻,有文化,而且愿意给村里办事,所以我们支持他。”

  竞选村委会主任

  回到村里以后,马永红感到自己阻力重重,首先就是和家庭的矛盾。

  2005年9月3日与父母的争吵令马永红印象深刻。那天因为母亲抱怨马永红没有把募捐来的衣服给自己家挑两件,母子俩爆发了剧烈的争吵。马永红骂母亲“不要脸”,把母亲骂哭了。

  母子俩的争吵惊动了马民治,他把所有的愤怒和不满都发泄出来了,他说已经把儿子看透了:“你就是毕业了都不能适应社会,不是叫人掐了就是叫人暗杀的对象……”

  马民治对儿子的咒骂也跟马永红回去后搅动的风波有关。回村没多久,马永红就和村干部们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在一次农民夜校上,马永红针对听说的村上退耕还林和移民搬迁中的问题,对村干部们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公开批评。一位村干部的家属正坐在台下,当即拍桌子和马永红吵了起来。

  这时正赶上村委会改选。自从暑假和村干部们发生冲突之后,马永红就担心今后的支农支教会受到影响,而农民协会想跟村里要块地搞养猪场又遭到了村干部的反对,马永红觉得应该找一个肯支持自己的村委会主任。

  马永红最早并没有想到要竞选村委会主任,他希望农民协会能自己推选出一个代表参加竞选,但是马永红的支持者们并没有在农民协会的“头头”们中找到合适的人选,他们觉得原来的村委会主任何刚干得也不错,又有镇上的支持,农民协会的这些人大多是以前的落选村干部,和何刚竞争没有什么优势。于是大家一致推举马永红出马,而马永红也欣然同意,前两年村民马玉杰户口不在村里导致失去选举资格的事情提醒了马永红,10月底,他将自己的户口从西安迁回了村里。

  尽管村里的选举委员会并没有将马永红列为候选人,但是依然有数百位选民联名推荐马永红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一选受挫

  就在马永红信心百倍地准备选举时,合兴村第六届村民选举委员会却突然宣布取消马永红的候选人资格和选民资格,理由是马永红是非农业户口。

  马永红对选委会此举不服。11月7日,他向洛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其候选人资格和选民资格。洛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11月10日下午,法院最终判决马永红胜诉,确认马永红具有洛南县麻坪镇合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选民资格。但是11月12日,合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如期进行时,选举委员会依然没有将马永红列为候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村民们只能自己在选票上写马永红的名字,对于很多不识字的村民来说,这是一道难题。

  投票结果出来了,马永红得到了126票,原任村委会主任何刚得到148票。另外的45张票被认为有争议,封存了起来。直到11月21日,终于认定其中有马永红的15张,何刚的5张。因为两人的票均没有过半,所以两人都没有当选,需要在10日内再次选举。

  11月23日,本报记者走访了合兴村原村委会主任何刚,合兴村选举委员会主任、村支书邓道华,并电话采访了麻坪镇党委书记贾异荣。

  何刚觉得马永红“娃是个好娃”,但是有些事做得“不妥当”,其中最让何刚感到不满的是:“他在夜校上公开评价两委会(村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我们干得好坏只能由群众来说,他不能说,他又不是党员,没有这个资格。”

  村支书邓道华对马永红的看法与何刚大体一致。他说:“马永红头脑比较简单,本质是好的。我认为我们村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得到县里、镇里的支持,马永红做不到这一点,他才智不够。”

  发生在合兴村的竞选事件已经成了全麻坪镇人谈论的焦点。那段时间,从麻坪镇开往洛南县城的中巴车上,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在谈论马永红,有人说这娃不简单,也有人说这娃脑筋有问题。

  在等待第二次选举的时候,马永红决定要在关键时刻有所行动,他重新开始了因为有“贿选”嫌疑而暂停的捐赠物资发放工作,同时,重开已经停办了1个月的农民夜校———自从农技学校的大学生们结束暑假的活动回家之后,马永红只能自己在夜校里给农民们讲解中央的各种政策,宣传理解自己的“新农村建设”理念。

  “读懂了农村”?

  11月29日下午,重新选举在合兴村小学进行。选票上依然没有马永红的名字,合兴村选举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邓道华对本报记者解释说:“因为候选人已经法定了,上次公布之后就不能改了,这次可以给他留个空格,如果真的要选他,可以在空格里写他的名字。”3时50分,唱票结束,马永红落选,他只得了147票。作为正式候选人的前任村委会主任何刚得了296票,再次当选村委会主任。

  马永红对这个结果表示不满,但这没有妨碍他第二天如期出现在北京,这次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新乡村建设论坛,也去民政部咨询了村委会选举的相关法律问题,更多的时间,他是在与老师、同学的交流以及自己的思考中度过的。

  但没有想到的是,从北京回来之后,马永红突然“想通了”,决定和何刚和解。“我为什么妥协?因为没有办法。重新选举已经不可能,我休学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寒假还有100多个大学生志愿者要到村里来,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何刚已经表态要用好大学生志愿者们的热情,为村里办点实事。”2006年1月5日,村党支部、村委会、农民协会、支农支教的大学生和合兴村小学五方召开会议,签一个合作共建的协议。

  春节过后,马永红和村委会主任何刚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双方约定“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接着,2月20日,马永红在杨凌签下了购买3000棵核桃树的协议,钱是西安的一个老板感动于马永红的事迹而出的,总共15000多元。在合兴村,村民们已经挖好了树坑,就等着树苗了。

  这是2006年马永红帮助合兴村农民协会做的第一个项目。马永红说,过年之后,农民协会发生了新变化了:“原来是我‘垂帘听政’,我说什么,他们照做。现在则是大学生支农办公室和农民协会分开办公,尽管农民们很多事情想不到,缺少主动性,但是现在我可以帮他们想主意,然后他们自己讨论完善和决定。”

  变化还不止这些。在马永红签了协议之后,县里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在最近与马永红见过几次面之后,县农业局表示将支持马永红的支农支教,并且要把合兴村树为县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试点。马永红现在是村委会主任助理,他承认何刚还是有些能力,而且也愿意听取他的意见。“竞争还是很有好处,前几任村委会主任都不做什么事情,现在何刚的压力可大了,四处奔走,为村里找项目、做事情。我觉得这种状态也不错。”

  眼看着自己在合兴村的工作似乎受到人们的认可,马永红说自己的心态已经平和了很多,不再会选择“闹”。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他说,经过2005年的波折,对于中国农村自己“已经能懂60%-70%”。他还说,中央关于建设新农村的决定让他深受鼓舞,“现在村里形势这么好,我在考虑,怎么能让学校同意我再休学一年?”(记者鞠靖 实习生马小六)

  对话马永红:“我把农村想得太简单了”

  农村的事情我会一辈子关注下去,但是想让我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觉得这不适合我

  记者:当年为什么会考现在的学校而且选择做警察?

  马永红:当时我的高考成绩是全校第一,我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西北政法学院这个是提前录取,也是一本,而且对身体条件和政治的审查要更严格,我是当年全县惟一一个被录取的。我觉得做警察好,可以惩治罪恶。

  记者:你在高中阶段因为举报迷信的事情和镇上、村里有过冲突,现在的行为跟那件事有没有关系?

  马永红:那是2002年,我上高二,我到镇上举报了村子里一个搞封建迷信的“神婆”,但是这个“神婆”很有背景,镇上和村里很多人来找我们家,要我撤回举报信,我虽然当时就是不肯,但是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还是撤回了。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分水岭,是我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标志,我原来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也不关注农村,从那以后我才慢慢觉得应该为我周围的乡亲做点事情,因此,我后来觉得那件事情做得是对的。当然,直到今天,这个事情对我的支农支教还是有负面影响。

  记者:经过这些波折,对于未来的方向感到困惑吗?

  马永红:在这次回乡之前,我觉得农村天地大有作为,只要农村群众欢迎我,我就应该好好干,干得轰轰烈烈再走。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还是难以融入这个地方。说到将来,我自己还是那三个方向:做一个警察,一边搞文学创作,一边搞支农支教。我想还是要有份好的职业,警察是个高尚职业,还是个正当职业,作家都不算是正当职业,混得不好还没饭吃。不管是做警察还是做作家,农村的事情我会一辈子关注下去,但是想让我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觉得这不适合我。

  其实我也很想做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想法,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合兴村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方面,我知道自己应该先从小处开始。

  记者:通过这些事情有没有得到什么教训?

  马永红:这次回来这么长时间,我其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一,我觉得建设新农村仅仅靠农民自己是根本不够的,要靠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需要外来力量的介入;第二,农村的事情真的太复杂太复杂了,真的还是应该更现实一点;第三,还是要和地方政府多多沟通,最好还是低调一点做事情。

  记者:呆在村子里,平时你觉得孤单吗?马永红:静下来,我很想我的学校,想我的同学们,希望能有一两个人来陪我。有时候,我也担心回到学校和同学们有点合不上,在这呆着,真要变成农民了。不过,孤独是理想主义者的宿命,坚持自己的选择,同时尊重别人的选择。不要追求一时名利,要潜到民间和底层,苦练,大修内功。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明朗了很多。

  记者:大家都认为你一个人难以改变农村,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呢?

  马永红:原来我不相信社会有那么复杂,我常想,我不能改变整个中国,改变一个村还不行吗?事实上,就是很难!但是农民的热情感动了我,他们很支持我,我敢做敢当,我是他们的代言人,这也算是一种收获。

  记者:你有什么很崇拜的人吗?

  马永红:政治界我崇拜朱基,思想界我崇拜马克思,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什么主义,但是我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文学上我崇拜路遥、金庸,我很喜欢看《平凡的世界》,同学们都说我有英雄情结,我也很想做英雄,如果我的支农支教能够改变这个村,那我就是英雄了。

  记者:很多人担心你是被人利用了,你觉得呢?

  马永红:利用我?哈哈!包括我们系党总支的李书记都说媒体是在给马永红挖坑,让他跳,把他捧很高,到时候他会摔死。我看,他们把我当傻子了,我和媒体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我制造新闻,而且传播出去也不是坏事,这样支农支教可以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其实在村里也一样,我也不简单,他们那些人为我跑来跑去,我也不给他们什么,我被他们利用?(本文采访整理自2005年11月到2006年1月的三次访谈 记者鞠靖)

  专家观点

  我感动,但不赞成他做的某些工作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总负责人。)

  在没有看到其他材料之前,我只能对报道所反映的情况谈一孔之见。我认为,在参与选举之前,马永红做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工作,大多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特别是他出面组织农民入股形成经济协会、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服务的事情。

  我一方面很为马永红的支农抱负和艰苦奋斗所感动,另一方面也确实对他有些担心。

  其次是想做检讨,作为大学生休学支农项目的指导者,我们对这个年轻人关心不足、指导不力。我在看到这个报道(本报记者发去的样稿———编者注)之前,甚至完全不知道他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并且引起如此反响的事情。这实在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因为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马永红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大学生下乡支农主要是了解情况和帮助农民开展一些必要的工作,绝对不是去直接参与村级班子的选举,他这样做不符合我们当时安排的初衷。

  实求事是地看,年轻学生到村里去的时间短,不可能了解征地、农民负担等这些表面矛盾背后的复杂原因,他们应该以调查研究和了解情况为主。支农支教,能帮助的就帮助,比如农民夜校这样属于改良性的工作都可以做,不能帮助的事情就不要随意参与。凡是属于矛盾性的工作一概不许做。我们一向强调:绝对不要以为谁能够到基层农村去当“救世主”;农村局面的改观需要上下结合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最后,建议大家按照党中央强调的新农村建设的最新指导思想,主动协助他在麻坪镇合兴村的工作。

  他严重脱离了现实

  夏学(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专家支持系统专家,中国青年创业行动专家指导团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等。)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马永红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格,从心理学上来说,他是一个“超我”占主导地位的人,在弗洛伊德的三元人格结构中,“超我”相当于神,完全被理想主义所管理。具有“超我”人格的人是最脱离现实的,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对于马永红,我想这样描述:他是个理想主义的人,有主见的人,说干就干、严重自负的人,非常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的人,是不知如何与他人相处的人,是非常缺乏人生阅历的人。比如抽烟之后的刷牙,这就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分析中所谓的“超我”镇压“本我”,他自己想要做绝对圣洁的“神”,他和其他同学太脱离了。

  马永红很有想法,也很有创新精神,但他四处碰壁,没有处理好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连家庭关系也没搞好,这表明他的情商有欠缺。在人的发展中,情商要起80%作用,智商的作用只占20%。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同意马永红所在学校的书记和辅导员的看法,他应该先完成学业,完成学业之后改变家乡面貌并不晚。

  马永红的遭遇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文化的冲突,他的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其实每个大学生心目中多多少少都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他的问题在于严重脱离现实,不仅一般的农民接受不了,连他的老师和同学都接受不了,这就是他得不到支持的原因。(记者鞠靖采访整理)

  大学生应与农村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陆玉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

  马永红的遭遇既反映了办学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凸显了不同社会文化的冲突。

  首先,我们的大学现在实行的是学年制,如果像国外那样实行弹性学制,可以用5-8年的时间完成大学学业,那么就不存在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冲突,也就不会有休学的问题。因此,“休学”纯粹是中国式的问题,而且反映出教育体制对人多方面发展和全方面实现个人价值、个人理想的制约。

  通过马永红这件事,我们需要检讨,怎样给大学生、给那些愿意为社会服务、愿意用所学知识和实际行为回报社会的人以体制性的支持。学习知识和社会实践是一个可以交叉进行、互相补足的关系,没有谁先谁后。在处理两者关系上,马永红没有错,他摆的位置很对。

  第二,马永红的经历至少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冲突。一是马永红与家庭的文化冲突,家庭的希望是———既然我们抚养了你,你就要有所作为,而所谓有所作为不仅是回馈社会,还包括回馈家人。因此,马永红与母亲的冲突绝不是衣服的冲突,而是文化心态的冲突,传统的文化心态是先回报家庭,再回馈社会,这种心态也是正常的心态,并没有谁对谁错,而这种文化心态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二是马永红与农村社会的文化冲突。中国农村社会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而且面临着种种利益分化,马永红是一个年轻人,对中国社会还没有透彻的认识。

  我觉得大学生真正要与农村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有些冲突只能从大学生这方面做一些调整,他们既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又要作适当的调整,具体的做法上应该更加策略,更加考虑对方是否能接受。

  大学生解决信仰缺失的一种尝试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中马永红的指导人。)

  本世纪初的大学生中出现了一批理想主义的学生,主要是青年志愿者,马永红是其中之一,他的理想主义表现得比较突出和极端,但他不是孤立的。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的缺失,这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也要靠他们自己,马永红的做法可以说是他尝试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努力。

  事实上,很多年轻人问过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学习,不仅要学习知识技能,更主要的是广泛吸取全人类和本国的精神资源,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这样的基础越丰厚,对建立自己信仰和生活目标越有好处;第二是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到基层和底层去,只有到底层社会才能了解中国。

  马永红现在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是这种挫折对他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建立自己的信仰是有好处的———如果他认真总结的话。

  马永红还给我们提出了乡村建设人才如何培养和支持的问题。“十一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乡村建设的任务,这就需要有一批乡村建设人才,我觉得马永红就是一个理想的乡村建设人才,看起来组织能力也比较强,至少是个“好胚子”,但是还不成熟,需要磨练。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马永红也给我们的教育体制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怎样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马永红之所以要休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认为大学跟他要做的事没什么关系。

  马永红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这表明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必须得到地方支持。这些大学生可能自身也有毛病和缺点,但也应该把他们看成乡村建设的积极力量,发挥其作用。

(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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