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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第二代:不走父辈的苦路 奋发上进摆脱困境

2006-02-28 10:51:15 南方都市报 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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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年轻农民工在取得“小小成功”后发现自己与城市还有很大距离

陈标(左)是他表弟的偶像,他的表弟刚从老家来广东打工。 王雷 摄

  他们在城里就像贫瘠土地上的庄稼,要想扎根和向上生长是多么艰难。张少平说他不想像父母那样,辛苦一辈子,最后带着病痛回到农村。仰望地王大厦,他被都市繁华震撼的同时,一种难以抑制的疏离感从心底涌起。但他没有选择逃离或放浪,而是向父亲借了200元学习电脑和打字,最后在一家工厂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位置。他还想学好英语,期望在将来某一天成为一个翻译。疏离感并未因此结束,距城市居民还有多远?进城6年,已是车间主管的陈标依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和张少平、还有千千万万奋发上进的年轻农民工一样,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们还在路上。

  “没有电脑,空闲的时间根本过不下去。”在深圳车公庙工业区的工人宿舍楼里,肖桃新摆弄着他的电脑,从网上下载电影。就像一件普通的家具,电脑并没有引起宿舍里男孩子们的太多兴趣,它和饭盆、空烟盒、废纸屑一起摆在桌子上。这是一台旧电脑,显示器的外壳有些脏,主机的机箱没有铁盖,运行起来还有些噪音。

  300多米外的社区街道里,有两个网吧,每天晚上7点以后,就没有座位了,晚去的人只好要个号码,在前台排队。网吧的顾客大都是年轻的工人,有的玩网络游戏,有的看电影听歌,还有人用QQ聊天。

  一个玩网络游戏的年轻工人正指挥着他的同伴——另外十九个玩家杀怪物,“白天都是我听别人的,现在,他们都要听我的”。

  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玻璃鞋,网络让年轻的打工者瞬间享受到了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只要付出努力,就有机会获得关注、尊敬,甚至权威。但一下线,他们又回到了每月八九百元工资,默默无闻的现实生活。

  “上代人打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赚钱,新一代年轻人更希望借助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改变命运。”深圳当代社会观察所所长刘开明说,“因受到制度性歧视而带来的发展困境,在年青一代打工者的身上,会更明显地体现出来。”
  
  加班拿不到高工资

  2005年春节刚过,街道上贴满了招工广告,张少平从街头看到街尾,没找到一个中意的职位。父母十几年前就从湖南郴州道县老家到了广东,现在该他来闯世界了。

  他的父亲在一个30多人的工厂里做饭,母亲在一个服装厂里当清洁卫生的“阿姨”,两位老人每月挣1200多元,大半寄回了老家,“每年就过年才见他们一次,有一次爸爸给我带了一副羽毛球拍,我高兴得不得了。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在外面打工好。”他想象中的广东之旅朦朦胧胧,“大城市机会多,总有个能让我抓到。”

  去年,张少平高中毕业,听从父母的安排,从老家坐了10个小时的班车来了深圳龙岗。站在打工生涯的起点,张少平才发现,原来“打工”这两个字和自己小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张少平第一个工作是在鞋厂包边。只干了一个月,他就后悔来打工了。

  “每天都要加班,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十二点,还有一次干到天亮。管理(工头)在后面检查,包边没包齐,立即就招来一顿骂。”张少平说他宁愿回家种地,因为不会挨骂,也不用“加班”。

  “加班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损害工人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的大问题,在各种类型的私营、外资企业中普遍存在。”刘开明调查还发现,长时间的工作并不能带来工人的收入增加。

  张少平从街头转到街尾,把所有的招工广告研究了一番,懵了。“所有工厂通通要熟手,工资都只有五六百。好点的工作,比如办公室搞行政,要会电脑,报关员要懂外语,出纳要会财务,我都干不了。”

  在街上逛了几天,张少平决定去碰碰运气,面试了几家都没被录取,“考手艺,从排行线、合缝、包边、车鞋面,至少要会两三项,我不是把线排歪,就是包边不匀称,车鞋面就更难了,都是有经验的工人才能做。”

  半个月后,张少平终于找到一家愿意带生手的鞋厂。第一个月工资400元,他发现继续干下去很不划算,“高中三年白读了,和初中毕业的拿一样的工资。”

  张少平的父母已经来广东20多年,他们每人每月的工资都没超过800元,张少平在父母面前夸下海口,每月至少挣1500元。1500元月工资的目标实在不低,一年后,张少平的工资条上也只有973元的收入,“刚来的时候觉得挣钱不是太难的事,只要肯吃苦,脑子再活点,每月挣一两千不会难,现在才知道找个高工资的工作太难了。”

  实际上,20多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一直没有享受到高工资,张少平和他的父母也不例外。

  去年7月,广东省总工会公布了在全省开展的关于外来工基本状况的最大规模调查,在对外来工工资收入的调查中发现,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48.2%,月工资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高达89.4%。而广东2003年全省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675元,也就是说,外来工中仅一成的人月工资收入达到全省职工的平均水平。

  “据统计,1995年农民工与城镇在岗职工的工资收入差距已达到7381元,即每雇一个农民工,实际等于节省了7381元的年工资性支出。2004年,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资料,两者的差距又拉大到了9553元。”刘开明继续替农民工们算账:“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出打工农民1.2亿来计算,仅因雇农民工一项,2004年就少支付工人工资11463.6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4%。”“8.4%”只是张少平遇到的最直观的一个难题。
  
  买一套《新概念英语》

  初来深圳,张少平的父母力所能及地为他的新生活做了一些安排,但没有一项让他满意。

  为了省钱,并方便管束,张少平的父母决定让19岁的儿子和他们住在一起。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宿舍里,摆下两张床后还有一个墙角刚好能插下一张桌子。桌子上蹲了台十三英寸的旧彩电和八个饭碗,一家人的生计和娱乐都从这张桌子上开始。“给房子中间挂了块布帘,他们睡里面我睡外面。没有厨房,在楼道里做饭,厕所一层有个公用的。他们的房子还没我在老家自己睡的房间大。”

  张少平不想和他们住一起。他说自己养成了单独睡觉的习惯,真正的原因是,他觉得和父母睡一个房间很别扭,尽管他们中间有一条帘子。

  他打算自己租房子,但最低的房租每月也要100多元,他出门时带了500元,那是哥哥给的,他不敢乱花,于是只好和父母挤在一起。

  他说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到地王大厦时的心情。他和一个老乡,从关外买了10块钱的车票,特意去看繁华的城市。一路上,老乡给他介绍景点——世界之窗、欢乐谷、民俗村,他看见门口有很多人,他问老乡里面好玩吗?老乡说没有进去过,门票太贵。

  在地王大厦楼下,他仰头细看,他喜欢上了大楼暗绿色的玻璃外墙,喜欢上了闪闪发光的金属门窗,甚至连大楼的保安看上去都神采奕奕,但他又觉得,他和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关系。

  一年后,他搬到了关内的竹子林上班,每天都可以坐车去看深圳最繁华的闹市,他却对大楼失去了兴趣,宁愿休息日呆在宿舍里看书学英语。“大楼再高也和我没关系,我就想着怎么能多挣点钱。”4个月前,张少平不得不开始认真对待今后出路的问题。

  10月中旬的一天,他的爸爸炒菜时扭了腰,他原本就有腰痛的老毛病,在医院住了一周后,仍然不能做重体力劳动。他的腰提前退休了,他也只好跟着下岗。“老板还算不错,报销了医疗费,发了两个月工资,还给了3000元,爸爸就回家了,妈妈也跟着回去了,一下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深圳了。”送爸爸回家,张少平花240元买了一双皮鞋,“是在商场里买的,可不是路边摊那种,爸爸一辈子打工,回家了总该穿双新皮鞋。”此外,他还给上小学的侄子买了一个64兆内存的MP3,给全家人买了一台DVD机。几件东西买下了,花光了张少平打工以来的积蓄,他每月存200元,总共存了1000元,他用剩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套《新概念英语》。张少平摩挲着手掌,说他不想像父母那样,辛苦一辈子,最后带着病痛回到农村。

  “从乡村走向城市的道路十分艰辛而带着血泪,农民工在城市所遭遇的制度性歧视是非常广泛的,主要有五种。”刘开明认为,户籍歧视,法律保障歧视,劳动力市场准入歧视,社会保障歧视和教育培训歧视使绝大多数农民工仅仅成为城市的过客。

  第二代打工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赢得一些城市人天生就能享有的待遇。

  陈标用了6年的努力,才看到了留在城市的希望。“我是从学徒一步步开始的。”陈标现在是番禺石岗村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车间主管,从学徒到初级、中级、高级修理工他干了4年。很多人用4年时间只能干到中级技工。

  当学徒,每月只有两三百元工资,现在每月他有2500元工资。他把妻子、孩子都接到了番禺。虽然现在陈标有一份让很多打工仔羡慕的薪水,但他并不满足,为了让儿子能在广州上学,他打算跟老乡学做生意——从香港进口冷冻食品批发到内地,“我现在的工资对儿子没帮助,不够给学校交赞助费。”
  
  新的出路

  来深圳4个月,张少平取得了一次胜利。他辞掉鞋厂的工作,借了父亲200元学习操作电脑。一个月后学会了打字,保存文件,打印表格,随即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一份办公室文员工作,工资从400元涨到了900元。上班的第一天,他从父母那搬了出来,住进了工厂的宿舍。

  这次小小的成功鼓励他又瞄准新的出路。他打工的电子厂主要做外贸,常有外国客户落订单,老板为找不到陪同的人发愁,请翻译公司陪外宾。他打听了一番,翻译一小时收100多元,“顶我干3天了,如果我能当上翻译,老爹老妈就真的能退休了。”

  还有无数年轻的第二代打工者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但是能供他们选择的机会屈指可数。

  来自广西贵港的何美娇有不错的起点,她2001年中专毕业后到深圳的一家服装厂打工,在车间里干了两个月就被提升为主管,但是只能到此为止,四年来没有任何继续升迁的机会,“因为办公室文员至少要大专文凭,我没有。”

  去年六月,她厌倦了每天在车间里来回巡视,辞掉了工作。她说,她应该认真想想以后的出路问题——顺从父母的意见,嫁给另一个打工仔回家生孩子,或者继续留在深圳,尝试发现一直留下去的可能。

  最后,她决定去学习,“能学的只有电脑,外语”。她用自己的积蓄报了名,“也有职业经理人培训课程,没有学历限制,但学费很贵,每学期三四千元。我借不到那么多钱”。

  毕业后何美娇发现,“即使学会了,到头来还是只能做个打工仔”。一个工厂的办公室文员距离深圳市民还有遥远的距离,“买房子一项就没希望了,还要办户口,为子女读书存钱,为自己养老存钱……等我把所有的准备好,可能已经60岁了。”

  在刘开明看来,仅仅依靠打工者自身的努力,还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必须有更广泛深刻的变革。他认为,必须解决农民工歧视,废除以社会出身为条件的就业和职业准入制度,仅以工作能力为资格向所有公民平等开放一切就业和职业机会;废除户籍制度,以公民的工作地和实际居住地享有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工作年限和居住时间为标准平等提供社会保障资源,让农民工能够自由迁徙,让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工作地接受义务教育,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在工作地团聚,让他们享受医疗、失业、养老、教育保障;让农民工参与工作地或居住地的政治生活,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有制约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以补偿教育的方式,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和权利教育的培训机会。

  “归根到底,是政府及其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和资源配置模式制造了农民工遭受出身歧视的格局。”刘开明说,“政府必须进行政策改革,打工者们才有可能真正幸福地在城市生活下去。”(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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