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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子神话”的背后——上海长江医院被全面调查

2006-03-02 11:55:38 南方周末 记者柴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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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卫生局、药监局全面调查上海长江医院

  掏光了腰包的就诊者

  王洪全第一次看病回家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4块钱

  在花光了借来的2万元之后,王洪全(化名)夫妇最终决定放弃继续治疗——尽管医生声称他们的病已经治好了百分之七八十。“我们被套进去了”,2月18日,这位江苏泰州的农民蹲在家中,表情漠然。王洪全与妻子李凤英(化名)是上海长江医院(以下简称“长江医院”)一对普通的就诊者。38岁的王洪全是家中独子,与妻子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为了不“绝后”,他在家人支持下多方求医,最终通过电视广告找到了“专治不孕不育”的长江医院。从去年11月至今年2月,他们先后四次来到这家医院看病,同时逐渐掏光了腰包。

  进医院之后,这对夫妇先是各做了一套检查(其中李凤英含23个项目计1685元,王洪全含16项计1700元),在李凤英被确诊为输卵管不通后,一系列的治疗接踵而至。其中包括一个放射介入输卵管再通术4000元;4次恒频磁共振计2700元;3次短波治疗2400元。“花钱像流水一样”。而王洪全自己也被确诊为原发不育,医生认为他的精子存活率过低。

  王洪全是从当地电视台节目的角上知道的长江医院,这条广告几乎天天挂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之后,王洪全终于被打动了。在此之前,他陪妻子曾先后到南京金陵不孕不育专科门诊部、泰州市中医院和南京市红十字会医院治疗,花了2万多元,病却一直没治好。

  事实上初次看病时,王洪全对挂有“中国诚信医院”、“全国百姓放心医院”等诸多牌子的长江医院印象颇佳。“服务很好,很热情,”

  他说,“以前在别的医院光查出我老婆有问题,在这里我也查出了问题,我还觉得这里的医生技术就是高。”长江医院的每张门诊病历都有一段简介,其中提到长江医院“被人们亲切地誉为‘送子医院’”。

  王洪全在看病的过程中,从检查到治疗,都有一位微笑的导医小姐全程陪同,凡是医生开出的检查、治疗项目,总是她把他领到交款处。

  如果钱用完了,对方就提醒王洪全打电话回家,让家人把钱打到卡上。

  医院里设有一个自动取款机,病人们看病取钱时非常方便。“我们知道,出来看病就是让人宰的,只要能治好就行,但没想到(费用)会这么厉害。”王洪全说。

  和其他患者一样,在长江医院看病期间,王洪全夫妇只挂了一次号,然后每次来都找到专门给他看病的医生由后者每天开出各种处方和治疗单。这往往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王洪全每次都要求“少开一点,少开一点”,医生则强调必须保证治疗次数才能达到疗效,最后双方相互妥协,取一个中间值。然而王洪全并不知道,医生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医院的一种禁忌:分解处方。按就诊常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看一次病的花费。但这些钱分摊在每个处方上,数额就显示得不那么大。

  看病的钱大约是瓦工王洪全两年的收入,为了省钱,在这里治病的日子里,这对夫妇住30元一天的旅馆,每天吃三块一碗的拉面。他们第一次看完病回家的时候,身上只剩下14元钱。临走的时候,医生嘱咐他们每月都要回去复诊一次。以后他们陆续去了三次,最近的那次,医生告诉李凤英,她的病已经好了百分之七八十,但还要再去一次。“我们实在没钱了,不想去了。”王洪全称。他的丈母娘,也就是李凤英的母亲,最近被查出了癌症。这让他们再也无法承受接下去的治疗。与王洪全不同,第二次前来就诊的任小国对自己的病仍抱有希望。这个在杭州打工的贵州小伙子这一次仅花了2000元,“医生告诉我,再来一次就好了。”任小国上次来看病时花了6000多元,他计划在1万元之内看好自己的病。如果再治不好,就“再也不治了”。

  初次就诊的患者则大都拒绝了记者的采访。江西南昌的万俊昌犹豫了很久,仍不愿给记者看他的收费清单,尽管他在两天内花了1.7万余元。“我毕竟还要在这里治下去。”他说。

  另一位患者则在提交给记者一份单据之后,悄悄地在上面涂掉了自己的名字。

  据万俊昌介绍,在他看病期间,院方曾告诫说,现在有“医托”冒充记者骗病人,让他们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不知是因为受到这样的提醒,还是因为触及隐私,这些愁容满面的外地人,面对记者的询问,多数报以冷眼。

  孕妇的“不孕症”

  治疗“不孕症”的药方里发现了保胎药

  王洪全、任小国夫妇都不知道,他们曾寄以厚望的长江医院,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媒体危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媒体都介入调查——在他们去长江医院看病半年前,在这家以“送子”闻名的医院里,曾经相继发生过两起离奇的“孕妇不孕案”。

  2005年5月23日,四川籍打工者浦正平、唐利梅夫妇到长江医院看病,结果唐被诊断为“原发性不育”,然而事后证明,她当时已经怀孕。

  11天之后,安徽籍打工者叶浩魁、叶雨林夫妇分别被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孕”。事后在别的医院的检查结果证实,当时叶雨林已经怀孕19天。这对夫妻为了治并不存在的不孕症,在长江医院五天时间里花了3.5万元,其中包括1.6万元借来的高利贷。

  如今,两起案子的女主角已经分别生下了男孩——这让上海市的理疗科医生陈晓兰认为不可思议,陈晓兰因为从事医疗行业的“打假”而闻名,以她的专业知识,如果孕妇真的做过收费单据上显示的那些短波治疗,她肚中的孩子早该流产了。

  让陈晓兰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有叶雨林的电子阴道镜图片。在这张显示重度宫颈糜烂的片子上,被检查者的宫颈呈“吻合状”,按妇科常识,这说明被那所医院诊断为原发性不孕症的叶雨林曾经生过小孩——至少是流过产。但是,叶雨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坚决否认:“怎么可能?我要是真的怀过孕,还会花3万多去看病?”那么,这张写明“叶雨林”的片子究竟是不是她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而曾被诊断为“原发性不育”的唐利梅,之所以最后发现真相,是因为在医生何玉侠开出的药方里,意外地发现了保胎药——这证明这位医生在明知其已经怀孕的情况下,仍然给出了各种名目的治疗。此外,在长江医院对病人开出的处方中,记者均发现了“草药费”一项,这让上海市卫生局组织的多名专家感到迷惑,“药费清单中的‘草药费’,无法判断是何种草药。”调查报告中称。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长江医院新任院长瞿菊芳却否认医院医生曾经开出“草药”。

  记者从接触到的患者收费清单发现,在长江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无论何种疾病,甚至无论男女,其治疗却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进门都要做一个包含数十个项目、逾千元的检查(这些检查的区别往往仅是排列组合不同);多次做过价格分别为900元/次(或600元/次)和800元/次的恒频磁共振治疗和体外短波治疗等。

  3月1日,在长江医院投资管理公司企划助理潘荣带领下,长江医院非常配合地给记者展示了各种设备,不过,对于“恒频磁共振治疗仪”,潘拒绝让记者观看。他承认,社会上对这种仪器存在“质疑”。

  潘和其上级詹国强均答应当天下午给记者传真这种治疗仪的说明书和有关注册资料,但记者一直未能收到。记者截稿之前得知,上海市药监局已经就长江医院使用的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等开始调查。

  长江医院今年1月份在某医药类杂志所做的“不孕不育专刊”上,刊出了数十个来自天南地北的婴儿,这些婴儿活泼可爱,还被标上了健康度、活力度等多个指标,以展示该院的治疗效果。不过记者发现,居然其中有3个的出生日期是在2001年——长江医院开业的前一年。

  执法处罚难

  院长说,如果因为收费问题被关门,那么上海的民营医院差不多都该关门了

  在得知真相之后,两对愤怒的夫妇分别于去年10月和12月向虹口区法院起诉长江医院。在媒体先期将叶雨林案曝光之后,上海市卫生局去年曾单就此案进行调查。“我们非常重视,至少去了四次医院,多达数十人次。可以说把它(长江医院)翻了个底。”上海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王彤对记者说。

  调查认定,长江医院在对叶浩魁夫妇的治疗属于“诊断不当”、“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

  据王彤介绍,在对长江医院的调查中,上海市卫生局还发现了其他问题,比如,处理医疗垃圾废弃物不当,放射设备的管理存在问题等。并分别给予长江医院罚款8000元及警告处分。“我们是按处罚上限执行的。”王彤称。

  不过,对于在叶浩魁夫妇治疗中出现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问题本身,上海市卫生局并没有对长江医院进行处罚。对此王彤解释为“无法可依”。“我们在这方面处罚确实有困难,长江医院是一所赢利性的民营医院,按有关政策可以自行定价。”他说。

  据悉,由于属于“赢利性医院”,长江医院在收费项目上可以自行定价,而这些定价并没有上限,只需在物价部门备案即可。长江医院现任院长瞿菊芳承认,医院的同类收费项目要比公立医院高出不少,但这并不是长江医院一家的问题,卫生部门应该对此作一点限制。

  在媒体曝光“孕妇不孕案”之后,曾有说法说上海卫生局打算将长江医院关门,但王彤否认了这一说法,“我们很想通过对长江医院的处理来教育和震动其他民营医院,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王彤说。长江医院院长瞿菊芳则称:如果因为收费问题将医院关门,那么上海的民营医院差不多都该关门了。

  此外,王彤认为,媒体报道中把叶雨林案称作“孕妇不孕”有失偏颇。因为根据专家意见,叶雨林就诊时怀孕仅19天,临床上尚无法检查出患者是否怀孕。在王彤看来,诊疗不当、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现象在许多医院都存在,对于长江医院而言,媒体渲染的“孕妇不孕”才是“致命伤”。

  作为上海市民营医院主管单位之一,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也对叶雨林案备加关注。不过,该协会民营机构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卫东称,不能因为这起个别事件就将长江医院“一棍打死”,而是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可以去医院看一看,它还是很正规的,光上万元以上的设备就有几十台。”徐说。

  在上海市卫生局就叶雨林“孕妇不孕”事件的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后者违法设立麻醉科专业,并就此对长江医院召开了行政处罚听证会。

  长江医院为此进行“整改”。据悉,叶雨林不孕事件被曝光后,长江医院院长朱竞竞光和副院长黄美娟分别被免职。长江医院院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其麻醉科专业目前已经获得批准,并重新开展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

  按照长江医院“整改书”上的说法,此事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个别医生在利益驱使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所致。而长江医院院长瞿菊芳承认,该院医生的收入是与其开单量“挂点钩”的。记者从一位在长江医院工作过的医生处得知,事实上,该院医生的收入其实与他们为医院创造的效益成正比,有的医生每月奖金在5万元以上。早期的长江医院尚属一所综合医院,该医生由于不从事不孕不育治疗,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后来长江医院把该科目在内的其他多数科目砍掉,仅保留了赢利能力最强的“不孕不育”治疗。

  “这种行为(指叶雨林不孕事件,记者注)究其根源是民办长江医院的趋利机制所致”。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中指出。

  对于“叶雨林不孕”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一直关注事态的发展,他称,长江医院医生给叶雨林的治疗已经跟医学无关,“这不是‘诊疗不当’,而是一种严重的欺诈行为”。

  据上海《新闻晨报》报道,早在2003年初,成立不久的长江医院就曾因患者举报被虹口区药监局查处,当时这所医院被抽查的19种药品中有16种被认定是假药、劣药。长江医院被处以20万元罚款。

  巨额广告带来什么?

  广告的投入产出效益在降低

  根据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到长江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九成以上是外省市人,他们往往是看了电视和当地媒体发布的医院医疗广告后“慕名而来”。

  长江医院是上海民营医院的一支新军,其正式名称是上海市虹口区民办长江医院,2001年7月经上海市虹口区卫生局批准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正如上文所述,刚成立时,这家医院其实是一家综合性医院,后于2004年改为不孕不育专科医院。

  作为2002年新成立的一家民营医院,与多数同行一样,长江医院主要靠医疗广告打开市场。这家注册资金仅500万元的民营医院,成立以来每年在电视台投放数千万元的广告。

  巨额的广告投入造就了长江医院“送子神话”的同时显然也带来了风险。据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公众对医疗广告的认同度越来越低,广告的投入产出效益也在降低。比如,上海一家较大的民营医院曾作过计算,以前花费300元广告费就可以拉来一名病人,现在则要500元才行。“也就是说,现在这家医院,医院至少要从这名病人身上赚500元钱,才刚好与投入的广告找齐。”

  徐卫东称,对于长江医院大量投放广告的风险,他早就提醒过对方。“广告投入那么多,资金压力就会大,医院除了病人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这样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长江医院是否能度过这场危机?新调入的企划部助理潘荣充满信心,原因在于前几年通过媒体树立的良好口碑以及投资人“百折不挠”的决心。在潘荣看来,“孕妇不孕”危机之所以发生,主要在于医院的“危机公关”能力太差。

  投资者何人

  为免税,长江医院已经变成了一家“新医院”

  长江医院的投资人,即上海远馨医药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詹万龙、林梅兰夫妇,在业内一直以行事低调闻名。事实上,在沸沸扬扬的“孕妇不孕案”报道中,医生、院长纷纷出场。但詹林二人却一直未曾走上前台,尽管他们才是这家民营医院的真正操控者。

  据《市场报》报道,詹万龙最早以性病游医起家,后来承包医院科室,发了财后投资办医院。

  一位业内人士称,这其实是一些莆田籍民营医院投资人的基本发家逻辑。一个业内公认的说法是,这些人大都没有行医资格,文化水平很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民营医院的主体。

  就工商注册资料而言,长江医院的投资方一直显得扑朔迷离。成立之初,长江医院由詹万龙个人(持90%股份)与上海远馨医药公司(持10%股份)联合投资,而事实上,上海远馨公司实际也是林詹二人所开,其中詹为董事长,林是法定代表人。2005年7月,开办三年后,长江医院变更投资,吸收长江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增资1000万元。

  不过,记者发现,后者的法定代表人仍是詹妻林梅兰,这意味着,长江医院仍牢牢掌控在詹氏夫妇手中。

  今年年初,长江医院由上海周家嘴路上的835号搬迁至515号,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名称也由上海市虹口区民办长江医院变为上海长江医院,执业从2006年始。也就是说,新的长江医院已经脱胎出来,已经成为一家全新的医院。一位业内人士称,这样一来,按照民营医院的有关政策,2002年开业的长江医院,又可以重新享受三年的免税待遇。“这是许多民营医院的一贯操作手法。”这位人士说。

  有知情人士称,长江医院在全国其实有多家,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进入上海之前,詹万龙曾在外地开办医院,做大后转战上海。事实证明,这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一步,因为上海的区位优势,长江医院刚刚开办,尽管日初诊量仅为100人左右,但年收入却很快高达5000万元。而刚刚投下的广告更是打开了市场。“如果不是此次媒体危机,长江医院本来要迎来健康发展期。”潘荣说。曾经在一家公立医院做过副院长的瞿菊芳透露,因为“孕妇不孕事件”的负面影响,长江医院的日门诊量由上百人降至二三十人。

  提起詹氏家族,著名职业打假人王海记忆犹新。8年前,王海打假直逼性病游医,并向詹氏家族代表詹国团宣战。当时,王海和他的伙伴们到多处性病诊所看病,几乎没有例外地均被查出了“毛病”。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海坦言,当年的行动尽管对詹氏家族打击很大,但并没有伤其筋骨。8年来,詹氏家族的事业越做越大,由性病游医进入医院科室,最后堂而皇之地开办医院,甚至变成某些地方招商引资的座上嘉宾。与此同时,不孕不育广告也从电线杆转到了电视、报纸上。

  “医疗欺诈行为正在变得日益产业化。”王海说。

  至于“孕妇不孕”案,在媒体曝光之后,被告长江医院近期分别与原告叶雨林夫妇、唐利梅夫妇“庭外和解”。叶雨林夫妇被一次性补偿20万元,这笔钱包括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小孩出生前,叶雨林曾担心因为治疗期间的药物和做过的治疗而影响胎儿的健康。

  在签字之前,叶浩魁曾经犹豫,“我们知道,最好是让法院判,这样我们会更理直气壮一些,”他说,“可是,我们发现,律师和法官好像都不支持我们打下去了。”而将孕妇唐利梅诊为“不孕症”的专家何玉侠,据瞿菊芳院长向本报透露已在半个月前被院方辞退,原因是“找她采访的媒体太多”。(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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