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 据中华新闻报报道，1999年北京一家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有关艾滋病的组织，并希望得到社会力量的帮助。医院首先想到了媒体，北京电视台的佟立接到电话后决定采访一位叫子亮（化名）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准备
主持人：联系到的采访对象是什么情况？
佟立：是医院的大夫提供的。他是一位30多岁的农民，验血时发现自己血液里有艾滋病病毒，就带着妻子女儿来北京验血。大夫告诉我说这个人感染的消息很不幸走漏了，方圆多少里的人都知道了。还讲了一个细节，他去集贸市场卖土豆，买他土豆的人听说他有艾滋病吓得扔下自行车，把刚买的土豆整麻袋地扔到河里，吓得跑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看一看，就约好第二天早上先到医院，后面的事情见面以后再说。
主持人：在这之前你对艾滋病了解吗？
佟立：非常少，说实在的我当时有点紧张，印象里面就是电视上看到的国外的那些晚期艾滋病人的图像。
主持人：你有没有担心因为你对它的传播不了解自己被感染？
佟立：医院的大夫告诉我了一些基本常识，说一般的接触是不传染的，只有几种途径。他说你一定要做得自然，就是说不要勉强自己。这些感染者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你不理他没关系，但是你千万不要勉强，比如说你想跟他握手，手伸出去一半又缩回来了，既然做不到你干脆不要伸手，他们也不会奢望你去怎么样，只要你听他倾诉他们就非常感动了。所以我当时也想该怎么采访，那一夜基本上没好好睡，就想第二天要见这么一个人，有生以来还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艾滋病人，所以想的也特别多。我想握手就算了吧，做不好就干脆不要勉强，但是我可以双手把名片递给他。
虽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佟立真正见到子亮的时候，仍心存顾虑，最终没有和他握手，只是双手——
递上名片
主持人：你当时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佟立：当时我觉得他很普通，因为之前我做了各种各样的想象。
主持人：你想象中他什么样？
佟立：说不出来，而且当时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病特别远，在非洲、在欧洲，不会想到一下子中国一个普通农民在医院里我就能跟他见面，各种各样的想象。但是一见到他就觉得，哎呀，原来就像我们经常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些民工，和普通人一样。但是也有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抬眼睛直视你，永远跟他的目光对不上，哪怕在讲他的事情的时候，他知道你在听他讲却很少用目光跟你交流。
主持人：你跟他握手了吗？
佟立：那个时候没有，把名片递给他了。他拿出来的化验结果我都没敢去接，当时我知道其实这样接触是不会传染的，但是我好像还是有点障碍。
主持人：心理上有障碍？
佟立：就是说我就是做不到，心里觉得别扭。
主持人：你能感觉到他恐惧吗？他的心理是什么样子？
佟立：我觉得恐惧倒谈不上，但是挺茫然的。觉得他好像还怀有一丝希望，一个是因为他妻子女儿的血是阴性还是阳性，他还不知道，当时在等那个结果。另外徐大夫说电视台的人可能帮助你，所以我觉得他认为他的生活处在非常底层的时候，外力的介入会使他的生活有所转机。
主持人：他应该算是个病毒携带者，症状都没有，对吧？
佟立：对。而且后来再次见面时他一点也不紧张。甚至我觉得好像比我第一次见到他更开心一点。至少有人关注他，倾听他，有人能够把焦点对准他，我觉得他还是很快就适应了。
待妻子和女儿的验血结果出来后，子亮决定马上返回老家。佟立和同事也跟他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农村，在那里进行——
跟踪采访
主持人：因为子亮的消息传出去了，可能全村的人都有点排斥他？
佟立：非常排斥，甚至有人写信给领导，说让他迁走，说刮风时，如果往我们家这边刮，艾滋病毒会传到我们家来，村里就不得安宁。后来片子里有几个小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比如子亮想去集市上修鞋，那个人就死活不给他修，老说没时间。然后他给那个人递烟，那个人接了，但马上就自然的“啪”从嘴里掉下来了。我还在想，他怎么这么油滑，烟都叼在嘴里了又掉下去了。
主持人：当时子亮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佟立：人家这样对他，他挺尴尬的，就苦笑了一下，说其实吸棵烟死不了人。但当时我的感觉是特想冲上去跟他们说其实没事，你卖给他东西，接过他的钱来，你得不了艾滋病。
主持人：你做了吗在那儿？
佟立：我们的摄像师有点忍不住了，把机器往那儿一放不拍了，叫子亮过来，当着这些人的面跟他握手，说你们看这个病其实没那么可怕，跟肝炎、肺结核和感冒都不一样。村里面看到他们握手以后挺震惊的。
主持人：那你是什么感觉？
佟立：首先我感觉挺内疚的，我要是不来是不是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麻烦，是不是因为我的到来，给子亮伤口上又撒了盐？后来子亮倒也说了句实话，他说不光是你来，谁来都一样，只要我们家进来一个人，不管是谁，这些村民全都这么看。他说完这个我就稍微觉得好一点，但是就像当众跟他握手这种事，后来我们发现也不能多做。
主持人：为什么？
佟立：多做了以后，实际上你把他们那种很正常的一种氛围，生存的一种环境，硬生生地干扰了。他本来是害怕的，见他来是要跑的，结果让你这么一说，他就有点无所适从，其实他们没有真的去理解，没有真的认同你的观点。后来我们发现得改变一下对策，所以我们原则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做一个沉默的观察者，最重要的是把他纪录下来。
主持人：作为一名记者，恐怕也很难改变这种状况？
佟立：对，这是特别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哪个人努把力就能做到的，不管是村民，还是医务工作者，还是当地的政府，还是卫生部门，不是单独哪一方面使劲，这个局面就能扭转的，方方面面都互相牵制着，所以我觉得要这个片子播出来的话，大家看到都能反省一下，从自己的角度改善这种情况。
顶受不住巨大的思想压力，妻子离子亮而去，剩下三个孩子。子亮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去。佟立因此感到内疚，但为了更多人了解艾滋病，他决定——
咬着牙坚持
主持人：看着子亮一个人抱着孩子，后面那两个小男孩拿着很重的行李，跟着他去福利院，当时你去拍这组镜头拍得下去吗？
佟立：非常非常痛苦，不拍的时候我是帮他拿东西，帮他抱孩子，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拍一些这样的镜头。摄影师说子亮你还得坚持一把，再拍一点，到这个时候，他抱起孩子拿起东西来。实际上我真的不敢站在他们后面，看着他们那样，我走不动，就想躲到他们的前面去。
主持人：但实际上在前面你也走不动，你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了？
佟立：非常非常难，可能不止是这一组镜头，可能很多镜头你都是这种感觉，从开始到结尾，心始终是揪着始终是疼的，作为一个记者去纪录这样一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很难将理智和自己的情感平衡起来。
主持人：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佟立：经过了几次很大的反复。有几次拍完了回到住地，把白天拍的素材看一遍，真的特别痛苦，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就给北京的同事打电话。通过媒体播出，要受益的人可能会更多，所以咬着牙也拍下去，而且越拍越觉得该拍成。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数观众表示可以正视艾滋病，子亮的妻子也回来了。佟立有了这样一次特殊的采访经历后，成了一名预防艾滋病的积极宣传者——
心系艾滋
主持人：节目播出后反响怎么样？
佟立：节目播完以后，我们在片尾打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医院的电话一个是我们部里的电话。片尾还没有拉完呢电话铃就开始响就不断地有人打电话问怎么能联系上子亮，想帮助他。
主持人：艾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传播，这是你最想要的？
佟立：对，实际上我更关注的是这一部分，普通的老百姓对艾滋病关注了，我觉得这就是胜利。他们就问到我们怎么对待才是正确的，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国际上现在药物能到什么程度，问了好多好多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后来跟子亮有联系吗？
佟立：有，后来他妻子也回来了。片子我们剪好之后，请他们来看过，他带着孩子妻子一起来北京，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的办公室里面。他告诉我，二儿子已经给人了。
主持人：因为这个片子有没有人跟你说，了解了以后觉得艾滋病不再那么可怕了？
佟立：觉得自己可以去正视去面对这些人了，多数观众都是这样说的。
主持人：因为你拍的这部片子，你自己也受到很多人关注，你的命运好像也跟艾滋病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引起人们对它的认识联系在一起了？
佟立：是，其实我从开始拍的时候，就很自觉地加入到爱心家园的志愿者里去了，然后不断地参加艾滋病网络，参加很多这方面预防宣传的会议，包括像今天这样的节目。（根据安徽卫视《记者档案》节目资料整理）（编辑：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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