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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彩票舞弊大案 暴露监管漏洞和法制软肋

2005-09-11 16:34:11 江南时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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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近几年来,在老百姓心中有着崇高声望的娱乐与慈善公益事业——彩票业在我国取得了长足发展,令人心动的大奖回报极大地调动起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然而,彩票舞弊前赴后继,继武汉、陕西等地彩票事件之后,贵阳再爆彩票舞弊大案,又一次牵动了人们的神经,给彩票事业的发展投下了沉重的阴影。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凸显出彩票监管漏洞和法制软肋,亟待从体制和法制上防微杜渐。

  大案频发未有穷期

  贵阳市中级法院日前对贵州首例彩票舞弊案作出终审宣判,贵州亚世华广告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桥等5名被告人被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1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人民币30万元至322万元不等罚金。

  这家公司数名负责人在与民政部门合作发行彩票过程中,使用舞弊手段,通过其亲戚朋友出面频频抽中大奖。据查,被告人张荣桥现年39岁。2000年5月1日,张荣桥以贵州瑞昌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贵阳市民政局签订了一份发行4000万元福利彩票的项目合作协议。为达到控制大奖的目的,他以发行好彩票的名义,取得了相关部门、公证处人员的信任,在摆放大奖的信封袋上做记号,借机掌握了大奖所在位置。

  同年5月3日,张荣桥了解到其中一组彩票还没有出现入围奖后,就违法购买该组剩余的部分彩票,从中刮到一个入围奖。次日,张就找到来贵州旅游的外地人刘强(化名),要求其代自己进行二次抽奖。5月7日,张荣桥将入围彩票交给刘强,并告知对方应抽的大奖信封。于是,刘强“幸运”地抽中15万元的三等奖,上缴所得税后得到奖金人民币12万元。中奖人当天就将奖金存入银行,然后转交给了张荣桥。

  这家公司除董事长张荣桥外,总经理周敬安、技术总监叶小民及业务部经理张荣东均加入到这种“稳赚不赔”的活动中。这些被告人在多次彩票发行中,相互勾结,通过采取违法购买部分彩票刮出入围奖,然后叫亲戚朋友进行二次抽奖的办法,多次抽走金额高达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一、二、三等奖。据查,被告人张荣桥作案次数最多,达到了9次,共获奖价值332万元。

  据了解,从2001年起至今,自湖北武汉彩票舞弊案开始,可谓大案频发未有穷期。深圳市一家投资发展公司在同年12月至2002年11月间,在广东、浙江、甘肃、辽宁等地17个城市承销彩票时,通过有组织的安排相关人员在奖袋上做记号、安排人看奖球、挂奖袋等手段将大奖摸回。据统计,这家公司在这系列作弊案中,摸中大奖金额达5800余万元。

  无需多言,西安宝马彩票案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目光。此案的戏剧性无疑将人们对彩票的关注度推到了空前。据案件始作俑者杨永明交待,四个宝马彩票大奖得主中前三个得主都是“托儿”,其聘请的孙承贵也是作案同伙,负责中奖彩票的兑奖和保管工作。在每次“二次抽奖”前,他都会把装有宝马车大奖的信封拿出来,只有同伙才能抽到宝马车。但在刘亮抽奖那次,杨永明调包过程中拿错了信封,才使刘亮幸运地摸得宝马车。若非事件的偶然性,此案是否会暴露就不得而知了。

  莫让公证成“走秀”

  这些彩票舞弊大案的始作俑者何以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浑水摸鱼,瞒天过海?有关人士指出,每次彩票发行均有公证人员参与公证,莫让公证成为不法分子的“表演秀”。

  在贵州首例彩票案中,被告人张荣桥以贵州瑞昌贸易有限公司的名义与贵阳市民政局签订一份发行4000万元福利彩票项目合作协议后,其为达到控制大奖的目的,以发行好彩票的名义,取得了相关部门、公证处人员的信任,在摆放大奖的信封袋上做记号,借机掌握了大奖所在位置。

  2003年10月,张荣桥所在公司协助贵阳市民政局发行价值4800万元的彩票。张荣桥事前在与福利彩票中心、公证处人员装大奖信封袋时,分别在一个特等奖和一个一等奖的信封袋上做了记号。之后他们违法购买了价值20万元的彩票,刮中两张入围奖票;张荣桥又通过他人抽走一个60万元的特等奖和一个15万元的一等奖,上税后总获赃款60万元。

  据查,张荣桥作案次数最多,达到了9次,共获奖价值332万元。其将违法所得用于归还个人借款和在其他地区的彩票发行,另将部分款项用于自己公司的销售业务。

  据悉,西安宝马彩票案案发后,陕西榆林市三个县四名公证员因在杨永明经营彩票期间没有认真履行职责被查处。这四人分别是府谷县公证处副主任王晓林、公证员曹向成,靖边县公证员陈煜和定边县公证处主任张洲源。据查,2004年2月10日,在杨永明等人在府谷县举办的即开型体彩销售活动中,府谷县公证处副主任王晓林、公证员曹向成为销售现场公证员。由于两人没有认真负责审查现场中奖人的身份证明,致使此次活动中的两个10万元(现金)大奖、一个1万元大奖,共21万元全部被杨永明等人骗得。

  2003年8月2日和2004年2月2日至5日,杨永明在靖边县举办了两次体彩销售活动,靖边县公证处公证员陈煜为两次活动的现场公证员。陈煜在履行公证公务中也没有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致使2003年8月2日抽出的一个10万元(现金)大奖,以及2004年2月2日抽出的两个大奖(均为奇瑞风云轿车一辆外加现金3.97万元),被杨永明等人骗领。定边县公证处主任张洲源,在2004年2月1日定边县举办的即开型体彩销售中,作为现场公证员,对现场抽出的一辆奇瑞风云轿车加3.97万元现金的大奖,既没有审查中奖人的有关证件,也没有核实其身份,对二次抽奖号码袋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检验,给举办这次活动的杨永明等人提供了作弊的机会,致使这一大奖被杨骗取。

  办案人员指出,不法分子多次作案并频频得手并非偶然,公证人员必须切实维护公证的公信力,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监管缺少法律支持

  大部分彩票案件虽已尘埃落定,但有关专家指出,彩票舞弊案之所以前赴后继,其深层原因还在于监管流于形式、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分子趋利避害、铤而走险就不可避免了。

  按照《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与销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事福利彩票发行、销售以及参与彩票规则设计和生产的人员,必须保守相关秘密,且不得直接或间接购买福利彩票”。贵州首例彩票舞弊案中,被告人多次通过做记号掌握了大奖所在位置,暴露出彩票监管、发行上存在诸多漏洞,给了作案者以可乘之机。

  该《办法》还指出,“经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民政厅(局)审查批准,具有法人资格、资信良好、有销售场地和设施以及可行的销售方案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省级彩票中心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下,可以在该地区范围内承担福利彩票的代销任务,但不得采取承包买断的形式”。贵州首例彩票舞弊案被告人之所以得逞,正是抓住时机买断了部分彩票。对于这种异常的购买行为,有关部门并未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使作案者多次成功“中奖”。有关人士认为,此案的发生,表明加强彩票发行、管理工作,提高对作假者的发现能力和防范能力十分紧迫。

  据了解,相关彩票法规滞后,法律层面上缺乏有力的惩罚机制也是案件不绝的重要原因。现行彩票管理的调整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公证暂行条例》、《公证程序规则》等几部法规。这些法规对彩票制作、发行、兑奖等具体程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彩票发行的形式和程序,不同阶段发行的规模和所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更公平、更低成本的发彩规则及开奖程序等,都亟待立法加以确定。同时,要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明确不法行为的违法成本,使不法者望而却步。

  有关人士指出,公益彩票被认为是“微笑的纳税女神”和“无痛的税收”,如果在体制和利益格局上调整好,是国家和彩民之福,反之则可能成为诱人坠落的陷阱。  (编辑:徐敬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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