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者：卢雪（武汉心理热线志愿者、开封大学老师）

　　口述时间：3月8日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我准备的一些辅导资料没太派上用场，这方面的求助电话不多，反而是复工复产的电话比较多。

　　我所在的开封距离武汉500多公里，这两个多月以来，我每周都会准时上线远程接听热线，电话那头各种情绪也会随之宣泄而来：

　　康复者害怕被贴上“新冠感染者”的标签，返岗者愤怒被公司莫名解雇，丧妻者自我封闭拒绝交流，还有轻生者无法忍受一个人的孤独。

　　复工者的害怕，找工者的不易

　　我是开封大学的老师，教心理学15年了。疫情期间，成了一个公益心理热线的云志愿者。

　　武汉重启前后，复工方面的求助电话不断增多。封城那么久，大家都憋坏了，都盼着能去上班。但也有一些人畏惧开工。

　　我曾接到一名中年男子打来的电话，自称是新冠康复者。他出院后，独自在酒店进行14天的观察隔离。

　　对于复工，他感到很不安，整宿整宿地睡不着，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很差。住院的时候反倒没有像现在这样害怕，当时就一心想着配合医生治好病。

　　他在电话那头说出了心事：害怕同事会排斥自已，也担心人言可畏，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给自己贴上一个“新冠感染者”的标签。

　　这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减少他的顾虑，让他认识到新冠康复者是一个群体，而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尝试帮助他摆脱自卑和焦虑。

　　而另外一个求助电话也让人心酸。对方是一名外出复工的武汉人，等他高高兴兴地到了北京，却被公司通知不用来了。

　　“因为我是武汉人啊！”他愤愤地说。

　　现在，湖北人去外地工作，一般要先自行隔离，在宾馆吃住费用全部自己承担。

　　有些人难免情绪失控，会在电话里喊着：“我要开抖音，我要写微博，我要把这些事情宣传出去。”

　　步行100公里来武汉的菜农

　　还记得上个月，封城之下，有一名湖北男子，曾步行100多公里，来武汉看自己的菜地。在电话里，听到他的故事时，我有些惊愕。

　　他在武汉郊区承包一块菜地，投了不少钱进去。当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菜在地里疯长，也没法子收。

　　我问：“这么好的菜，不能采收，确实让人心疼，是否可以捐赠出来送人？”

　　他说：“疫情期间谁来组织人手啊？大家都怕传染，宁愿不要这些菜，也不能去冒险。”

　　他还说：“即使解封了，对于我们这些靠天吃饭的人，也错过了播种的时机了，一年的收成没了。”电话那头，他着急又无助。

　　跳楼女孩无法忍受的孤独

　　封城这么久，很多人的情绪都在发生着变化。从低落、焦躁、抑郁，直到现在解封后的兴奋。而封城中期，大家情绪波动尤其大。

　　半个月前的一天，深夜12点左右，我准备结束值班时，电话铃又响起来了。

　　接通后，传来一个年轻女孩断断续续的哭声，我立刻警惕起来。

　　女孩哭了一会才开口说话：“我不想活了，想从这里跳下去。”

　　女孩有轻生的念头！我要先保证她的安全。“你现在在哪里呢？”我尽量让自己声音平稳。

　　女孩说她在楼顶上。接着我又问：“你周围还有其他人吗？”

　　女孩情绪突然产生了波动，她说：“没有啊。现在我真的特别想跳下去，但又怕给公司带来麻烦，大家对我那么好。武汉封城，我走不了，只能留在单位里。一个人在办公楼里熬了一个多月，顿顿吃泡面，连网络都没有。每天就等把我带大的爷爷给我打电话，可是他又生病了，经常不记得当天给我打过电话没有。”

　　女孩哭诉着自己的遭遇，我劝她先到安全的地方去，并告诉她：“我特别担心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坚持这么长时间，心里一定是很痛苦很难受也很无助吧。能否从楼顶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我想和你聊聊。”

　　时间一点点过去，女孩终于说：“我不在屋顶了，我在楼梯间，这栋楼就我一个人。”我绷着的心稍微松了下来。

　　我让她，想想公司里那些对她好的同事，想想年迈的患病的爷爷，如果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会有多少人伤心难过。

　　一个小时过去了，渐渐地，她平静了下来，最终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心理咨询师也是人，往往会被来电话的人”情感卷入“，严重的可能有替代性创伤。所以，针对一些特别的案例，我们会用团体的力量帮助解决。

　　疫情中，上面那个轻生的女孩不是孤案，这促使我们成立了一个危机干预小组，大家讨论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该如何进行干预。

　　求助电话或大规模地涌入

　　热线是24小时值班，日均接听电话约有200个，一般通话时长限定在20分钟，特殊情况除外。

　　一个班要值满4小时，我最多接过11个左右的电话。我会把自己关在家里一个相对安静的房间，因为每一个咨询者都敏感又脆弱，外界的一丝杂音都会让他们不安。

　　我们也遇到过非本人的求助者，当时是另一名志愿者接的电话。

　　武汉有一家人，妈妈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了，爸爸还要坚持上班养家，孩子还很小。

　　孩子的大伯打来求助电话，说弟弟特别消沉，每天不吭声，也变得很冷漠。他想帮助弟弟度过这个坎。

　　这个爸爸是一个完全退缩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去表达。打击太大了，过程太痛了，所以也就“不看不听不说”。

　　武汉疫情过后，留下一座城市的创伤。心理学里有一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当事人一般在3个月甚至1年后才爆发，平时多处在一个不求助的回避状态。

　　接下来，这种回避式的个案只会越来越多。或许要等几个月以后，才会大规模地涌入热线，我们志愿者要做好长期接听的准备。

　　采写：南都记者 靳格 实习生 陈晓君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