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探索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着，这些探索长着各种各样的脸孔，甚至顺延着各种各样的理论路径，但是有一个相似的关键词：土地流转。

　　在山东省宁阳县，这个并不特别出名的地方，人们探索着建立起“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路子和“底金+分红+劳务收入”的土地流转分配方式。

　　具体来说，就是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为股份共同组建合作社，按照民主原则对土地统一管理，不再由农民分散经营，而是挂靠龙头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钱怎么分，合作社按土地保底和按效益分红，年度分配时，首先支付社员土地保底收益每股（亩）700元，留足公积公益金、风险金，然后再按股进行二次分红。

　　具体到农民田修屯身上，这些绕口令般的规则变得鲜活起来。

　　田修屯说：“俺一家有五亩承包地，土地流转前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由于种植粮食季节性强，拴人拴得很死，三个劳力都用在伺候种粮上。算下来，五亩地每年纯收入也不过2400多元，刨去婚丧嫁娶、人情往来，日子过得非常紧巴。”郑龙村有机蔬菜合作社成立后，田修屯将四亩承包地作股份加入，仅底金收入、分红和他在本村打工取得的纯收入就有8300元。此外，通过土地流转，田修屯的儿子、儿媳两个劳力从土地上解放出去，到青岛打工。去年，两个人打工的劳务收入在6万元以上。

　　而在温州，人们在土地改革上，似乎看到温州人造皮鞋和“炒房团”那样的智慧。

　　“有地不种，想种没地”的问题同样困扰着作为市场经济活跃地区的温州。温州农户把承包田有偿转包给大户集中经营，模式包括招投标式转包、“中转站式转包”和“中介机构合同转包”等三种。作为温州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目前种粮大户转包模式承担着全市40%以上的早稻生产任务。

　　而在福建三明市，针对农户因缺乏可供担保财产导致融资难问题，该地农村信用社从2006年起探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业务，目前全市农信社累计已发放该类贷款318万余元。

　　在甘肃，该省首个土地股份合作社——甘肃省庆阳市宁县民生农民专业合作社近期正式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

　　而首都北京的动作更引人注目。

　　上月，从北京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传出，北京拟借鉴天津的“宅基地换房”模式，推行集体土地流转试点工作。北京市副市长赵凤桐表示，北京目前正在进行对农村宅基地、集体土地流转的政策研究。

　　而借鉴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的做法，结合北京实际情况，在城乡接合部地区进行探索的举措，正是由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批示的。

　　山东宁阳，福建三明……这些名字现在远不如小岗村般响亮，未来也未必响亮。但是在鲜亮的“改革剧场”之外，这样的“无名市”、“无名县”都在进行着踏实的探索。而每个将改革向前推进的努力，都应得到尊重。

　　同样，在鲜亮的“改革剧场”外，除了漂亮的数字和经验，也有黯淡者。比如不少地区的土地改革遭遇叫停，甚至遭受处分。而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官员钱克明此前说，成渝城乡统筹综改区进行的试点，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土地流转政策探索，由于尚无成功经验，将难以在三中全会后作为范例在全国推广。

　　但无论鲜亮抑或黯淡，每个探索都是踩在中国土地上的深重脚印，改革开放30年后再出发，我们必须善于在这些看似凌乱的脚印中，找出一条通往未来的可行之路。

（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