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半年的疫情影响，我的病耽误了、严重了，可能要吃上很长一段时间的药。”在近期由公益机构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和北京杨孙西公益基金会联合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在北京的农民工家庭代表红琴（化名）讲述了自家在新冠疫情期间的遭遇。

　　疫情后困境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演变为对家庭生计的致命打击”

　　疫情刚开始时，李红琴觉得这次疫情会像非典一样很快就过去，但一波波疫情让全家人生活举步维艰。“没法出去赚钱怎么办呢，吃的喝的、药费房租，一切费用从哪来呢？”

　　在公益机构社工的帮助下，李红琴一家得到心理援助和“生计救援金”，但生活重担依然存在。随着北京新发地疫情得到控制，一家人又开始找工作：给人家扫地，没地方要人；要么去卖点菜，大街上没几个人，卖不了多少；要么去跑外卖，但不少要求难以达到。

　　“只能带着孩子去捡废品，无论怎么也得吃上饭，让孩子去上学。”经过这次疫情冲击，李红琴希望，政府和社会能更多关注、帮助农民工家庭，“让我们这些有大病、慢性病的人，也能吃得起药、看得起病，让这些家庭的孩子有学上，生活有保障。”

　　事实上，李红琴一家的遭遇在此次疫情中并非孤例。公益机构“协作者”在此次论坛上发布的《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下称《报告》）显示，超九成受访农民工家庭生活受到疫情影响，49.20%的受访农民工家庭存款不足以维持2个月以上的家庭生活。

　　其中，68.17%的受访农民工家庭表示受疫情影响明显，尤其是收入降低，生活受到影响，因疾病、工伤、劳动力缺失、家庭结构不全等原因陷入困境的农民工家庭较普通农民工家庭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低，对未来生活幸福指数期望不高，也更缺少改善的信心和规划。

　　即使在疫情后期，农民工家庭基本复工，但受全球疫情影响，制造业工厂工作量减少，非正规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农民工家庭收入减少，工作和疫情前不可同日而语。

　　“农民工群体的构成正在由单身外出务工向家庭式迁移转变，农民工家庭相对于单身打工者在城市的就业与居住更加稳定，这有利于企业用工和促进消费。但是农民工家庭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容易被忽视，处境需要被看见。”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说，“家庭式流动的农民工年龄偏大，大多从事非正式就业，缺乏社会保障，也要承担家庭压力，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演变为对家庭生计的致命打击。”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发现，外出打工是造成符合社会救助标准的农民工家庭难以获得社会救助的原因之一。“在农民工家庭脆弱性的背后，既有个人意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有长期的制度性缺失问题。”

　　部分家庭存款耗尽，靠借钱、透支维持生活

　　从疫情初期至今，中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境遇如何？

　　《报告》显示，68.17%的受访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于4000元。其中，27.97%打工月收入在3001-4000元，24.44%在2001-3000元，13.50%的打工月收入在1001-2000元，有2.25%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

　　进一步对比发现，困境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明显低于普通农民工家庭，例如，81.12%的受访困境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打工月收入低于4000元，明显高于普通家庭的57.14%。

　　《报告》发现，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49.20%的受访农民工家庭表示无法维持2个月以上的家庭生活。这些困境家庭中有57.34%的表示无法维持2个月，其中有23.08%的无法维持1个月。

　　疫情对这些“脆弱”的农民工家庭冲击明显。《报告》显示，受疫情防控影响，返乡农民工家庭返城受阻，较往年延迟了返城时间。“特别是疫情刚刚发生的时期，劳动力外出出不去，大概比往年减少了1-2个月的时间。”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原巡视员任铁民总结。

　　调查显示，在疫情中期（3-4月），93.21%的受访农民工家庭表示生活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主要包括收入减少（79.10%） ，焦虑紧张（37.30%） ，影响和他人交往（22.19%）以及因为长时间在家和家人相处产生矛盾（8.04%）。

　　因为收入减少，一些家庭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亦有部分家庭存款耗尽，只能通过借钱、透支的方式维持生活。

　　“我们现在买菜就买点小油菜，小青菜，肉没买过……能吃饭就不错了，就是难为孩子了，不能吃啥有营养的。”一名接受《报告》访谈调查的农民工说。

　　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已经返回城市打工，生活逐渐回归正轨。但《报告》也发现，多数困境家庭反馈疫情给家庭生活带来了负面且持续的影响，包括家庭生计中断、孩子教育不到位、情绪压力大等。

　　值得关注的是，《报告》强调，以打零工、收废品为生的困境家庭表示，工作机会持续低迷。除此以外，有一些原本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被迫转向选择非正规就业，导致非正规就业竞争压力比以往更大。

　　部分困境家庭儿童无法上网课，设备和网络支出增大家庭负担

　　疫情之下，今年的春季学期普遍“晚点”，对部分农民工家庭也有不小的冲击。

　　《报告》总结，居家学习期间，受限于网络和智能设备，部分困境家庭的儿童无法正常上课，家长因为辅导儿童功课倍感压力。随着疫情常态化管理，儿童逐步返校复课，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具体而言，疫情初期尚处寒假，孩子们学习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社交活动有所减少。调查显示，儿童在家时间主要是学习，看电视，看书和刷手机。

　　但到疫情中期，随着各地开展线上教学，种种冲击逐步显现。

　　例如，部分困境家庭的儿童受制于网络和设备匮乏，无法正常上网课。对于父母有复工的家庭，如果儿童用的是父母手机上网课，需要等到父母下班回家后才能使用；对于有多个子女的家庭来说，因为家中可上网课的设备不足，只能让几个子女轮流上网课。

　　“几个孩子用一个手机轮流上。小慧一天上3门课，等她姐上过课她再上，姐下午又上，接下来再给她上。”一名受访的农民工说。

　　《报告》强调，网课对网络和设备的要求给原本就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农民工家庭带来了新的不菲支出，进一步加重了这些家庭的困境。

　　困境家庭的儿童也多不具有适宜的学习环境，如没有自己的房间和书桌，环境吵闹等，使得这些儿童相比其他儿童更处于不利位置。

　　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一级巡视员宋文珍表示，疫情恰逢“2021-2030年儿童发展纲要”编制，有关部门也关注到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儿童保护问题。

　　她表示，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纲要提出在制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时优先考虑儿童的特殊需求。

　　半数家庭主要劳动力未签订劳动合同，抗风险能力不足

　　虽然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较大冲击，但不难看到，农民工家庭更难抵御这些风险。在南都此前报道中，多个受访的农民工家庭都处在生活失衡的边缘。（疫情下的困境农民工：不上班就得吃老本，手里没钱先用花呗）

　　在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一级巡视员赵长保看来，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很多方面造成了影响，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农民工身上。“农民工本身就是相对脆弱的群体，再加上疫情的影响，使得脆弱性比较鲜明表现出来。“他说。

　　为何农民工家庭表现的更为脆弱？从统计数据看，这与农民工家庭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存款普遍不足等有一定关系。与此同时，农民工家庭的社会保障缺失也在限制他们的抗风险能力。

　　《报告》显示，53.05%的受访农民工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和用人单位/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为非正规就业。其中，62.94%的困境家庭劳动力没有和用人单位/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明显高于普通家庭（44.64%） 。

　　具体工作内容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普通家庭和困境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事职业为“打零工” 的比例，分别为19.64%和37.06%；从事流水线普工的分别为10.71%和6.29%。困境家庭从事较多的行业也包括服务员、保洁、收废品等。

　　非正式就业意味着，当工作出现变故时，这些家庭难以享受到单位保护和必要的社会救助措施。与此同时，四分之一的困境家庭主要劳动力没有任何类型的医疗保险。

　　《报告》强调，现行的社会保障通常要求有稳定的劳动关系，但非正规就业中劳动关系的不稳定、短期性决定了农民工群体收入不稳定且缺乏长期性。由于各项政策法规和社会福利依赖城乡户籍二元化特征，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得到的劳动权益保护和城镇/本地户籍的有明显差异。

　　“随着非正规就业群体数量逐渐增加，还将有更多的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报告》写到。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报告》发现，在部分家庭，外出打工是造成符合社会救助标准的农民工家庭难以获得社会救助的原因之一。

　　例如，有困境家庭表示尽管自己符合社会救助标准，但外出打工后受回家成本高、家乡缺少关系等，导致办理困难。在符合残疾救助的家庭中，同样有受访对象反馈因为不方便返家而无法办理。

　　“老家可以办，家里队长给打过电话了，但需要孩子妈妈本人亲自回去，要拍照，要一家三口都回去才能办。孩子妈妈身体不行，太危险了，现在都没药吃。”一名受访者称。

　　探索路径

　　政策制定应考虑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利益诉求

　　在《报告》看来，虽然每个人在灾害面前都会有脆弱的一面，但在同样的灾害风险面前，有一些人却比另外一些人更加脆弱，农民工群体即是这样一个脆弱群体。

　　前文提及的不少农民工家庭困境，在平时就已影响着他们的发展，而此次疫情则成了困境的放大器。针对这些家庭，如何建立有效的长效帮助机制？

　　赵长保表示，从现实情况看，化解农民工群的脆弱性，需要政府部门、相关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各界伸出援手，有针对性疏忧解困。

　　《报告》认为，现有的政策和制度需要进行调整和改善，以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提升农民工的抗灾能力，并在危机发生时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覆盖到包括困境农民工群体在内的弱势群体。

　　正如前述数据显示，不少农民工家庭从事“非正规就业”。对此，《报告》建议，在社会保障方面，应特别考虑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利益诉求。包括私人雇主与务工者灵活的社会保险缴纳制度，加快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改革进程，进一步简化、落实新农合医疗保障的异地医疗报销的手续、降低病患家庭的报销成本等。

　　同样基于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特点，《报告》也提出，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政策设计与落实应有“城乡一体化”视角，避免困境农民工被“悬挂”。

　　《报告》强调，应建立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匹配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财政配置机制，使农民工子女切实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和资源，切实阻断教育缺失而造成的代际贫困传递。同时，通过信息化技术，减少农民工办理子女学籍、低保家庭、残疾证明等公共服务的成本。

　　此外，此次调查发现，超8成受访农民工家庭为“家庭式迁移务工”，其中42.12%是和全家人一起进城打工，30.23%的是夫妻一起进城打工。从宏观数据看，在外出农民工中，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方式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单身进城务工为主，转变为家庭式迁移为主。

　　由此，《报告》认为，农民工的需求已经不再限于就业，而是包括社区融入、子女教育、健康安全等在内的多元需求。同时，相比较于单身青年打工者，他们流动成本高，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多从事非正规就业，缺乏社会保障和单位保护，还承担着养育子女和家庭的压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加脆弱。

　　《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需要在用工管理、社区管理和灾害管理中均需树立“农民工家庭”视角，从数字化统计、政策制定和服务安排等方面，意识到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存在与需求。

　　建议从决策环节到执行环节都应加入社会工作视角

　　多位专家亦在研讨会上给出了化解农民工困境的另一种视角。

　　“谈到化解农民工家庭的困境，关键是要跳出农民工群体之外找到办法。”赵长保表示，在过去20多年中，国家已针对农民工群体出台了一些列法规文件，此次疫情中，又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举措。

　　他认为，解决现阶段农民工问题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虽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基本涵盖了农民工问题的各个领域。继续出台差异化政策，既要积极，也要稳妥。

　　在他看来，疫情的影响范围不仅局限于农民工群体，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实体经济，进而造成了农民工的就业困难。“如果把行业比作蓄水池，把农民工比作池子里的水，那么首先要解决好水池的蓄水能力问题，也就是解决好经营者的困难问题。”

　　中国社科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陈涛表示，从宏观看，对农民工群体已有较完善的政策，但从微观看，农民工群体仍有很多困境，是典型的“边缘人”。他强调，“边缘”的产生，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系有一定关系，“进一步分析，结构性成因的产生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相关，长期、持久的解决肯定需要更整体的战略。”

　　赵长保也表示，随着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农民工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具体问题采取办法不失为更好的办法，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群体，从政策中受益，从困境种解脱出来。

　　对此，赵长保建议，首先应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帮助企业稳定岗位。同时，也要加强乡村振兴力度，发展县域经济，振兴乡村产业，增加农村就业机会。

　　在陈涛看来，当前阶段政府应当在社会建设上发力。例如，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从决策环节到执行环节都应加入社会工作视角，给社工空间去发挥作用。他解释，政府可以做普惠性工作，但很难照顾到农民工家庭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而这些正是社工组织的长处。

　　赵长保也表示，下一步的农民工工作更加需要精准化、具体化、个性化，需要把相关政策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是不够的，需要社会组织发力。”

　　值得一提的是，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一级主任科员张静在会上透露，民政部正在推动将社会工作纳入《突发事件应对法》，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明确社会工作者的职责定位，畅通社会工作者参与渠道，使突发事件应对向心理援助、社会秩序重建、社会功能恢复等社会工作服务扩充。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实习记者 董美薇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