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

　　近日，中宣部追授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士禄“时代楷模”称号。

　　今年3月，96岁的彭士禄在京逝世，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与他热爱的核潜艇相伴。

彭士禄与核潜艇合影。

　　彭士禄是革命烈士彭湃之子，幼年颠沛流离，8岁就被抓进监狱，还有着“吃百家饭、姓百家姓”的经历；青少年时期赴苏留学，回国后承担起研制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历史重任，还是大亚湾核电站、秦山二期核电站的重要参与者……

研制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总设计师（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彭士禄对核潜艇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但对于“中国核潜艇之父”的美誉，彭士禄却说，“作为共产党员，国家交给我的任务只有尽全力做好，没什么‘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在央视“时代楷模发布厅”节目录制期间，南方日报记者采访彭老的多位亲属、同事，还原这位中国核动力事业拓荒牛的传奇一生。

　　幼年坎坷：“吃百家饭、姓百家姓”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禄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父亲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他原本可以拥有一个生活优渥的童年。但在他出生的三年前，父亲一个壮举打破了这一切。

　　1922年11月，在海丰老街的龙舌埔戏场，富家子弟彭湃宣布：凡是种他家田地的佃农，今后再也不用交租了，说罢，一把火烧掉了自家田契。这把火在海陆丰大地引起巨大反响，彭湃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因叛徒告密，彭湃于1929年8月30日英勇就义，献出年轻的生命。而在此前一年，他的妻子蔡素屏也英勇牺牲。那时，还不足4周岁的彭士禄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被奶妈带着东躲西藏，不久被转移到潮州一带，过起“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

　　在《彭士禄传》一书的自序中，彭士禄写道：我有20多个“爸”“妈”，他们都是贫苦善良的农民，对我特别厚爱。平时他们吃不饱，我吃得饱；逢年过节难得有点鱼肉，我吃肉，他们啃骨头。

　　1933年农历七月十五早晨，由于叛徒出卖，彭士禄被捕，8岁的他成为“娃娃囚犯”，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牢房里的几百位难友见这个娃娃衣衫破烂，凑钱做了一套新衣裳，彭士禄穿上了“百家衣”。

　　几个月后，彭士禄又被单独押至汕头石炮台监狱，后又转押到广州感化院受“感化”一年。在那里，他吃尽了苦头。

　　1991年，彭士禄利用出差机会，再次来到汕头石炮台监狱遗址，告诉随行者，自己当年所住的牢房，有一个小小的射击孔，从射击孔往外看，能看到一条壕沟，壕沟的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时任彭士禄秘书的叶向东当时随行。他们便在监狱遗址一间一间寻找，在最底下一层发现符合彭士禄描述的牢房。那里阴森闭塞，潮湿阴冷，只有那方小小射击孔投进丝丝光亮。

　　在节目录制现场，叶向东谈起这段经历多次哽咽。他说，已经66岁高龄的彭士禄趴到射击孔往外一看，当场就哭了：“这就是关押我的牢房！”他告诉叶，自己在这间牢房被吊起来打过多少次，被抽了多少嘴巴，让他供认是彭湃的儿子，他不松口，又是一阵毒打。

　　彭士禄被捕时，国民党报纸和书刊大登“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彭士禄的祖母由此得知他的下落，于1936年夏天把他带回香港。此后，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在香港、澳门学习和生活。

　　少年有志：成绩优异，赴苏留学

　　1939年夏天，14岁的彭士禄秉承父亲革命志向，和堂弟彭科来到东江游击队。不过，由于水土不服还患上疟疾，没多久就被接回香港接受治疗。后经党组织的周密安排，1940年，彭士禄和其他10多位烈士遗孤到了重庆，于年底转送到了延安。

　　在重庆，彭士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拉着他的手说：“终于找到你了！1924年我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你应该向你父亲学习，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烧了田契，变成了无产者。”

　　得知要被送到延安后，彭士禄在自序中说，“喜悦的心情难以言喻。”1945年，彭士禄到“延大”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学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士禄留学苏联。

　　1951年7月，彭士禄被挑选到北京参加留学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派到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1956年，当他准备回国时，正在访苏的陈赓大将问他：“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

　　原来，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1954年1月21日，美国“鹦鹉螺”号驶入泰晤士河，这是人类第一艘核潜艇。作为当时最为先进的水下武器装备，核潜艇是海洋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杀手锏。

　　1958年6月27日，聂荣臻元帅亲自起草了一份呈送中央的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中央领导逐级批准了这份报告。

　　中国核潜艇项目上马后，中国曾寄希望苏联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转让和援助，但苏联以“技术复杂”“花钱太多”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请求。此后毛泽东便表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61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年轻的新中国难以负担这么多国防尖端工程，中央决定先攻克原子弹和核导弹，核潜艇列入调整项目，只保留少数骨干力量从事调研核动力装置的核心项目，彭士禄就在其中。

　　壮年伟业：“死了也值得！”

　　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最初的资料是5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的照片和一个核潜艇造型玩具模型。

　　在《彭士禄传》中，他曾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一名外交官在国外逛商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造型逼真的核潜艇玩具，就买了回来。“这个消息传到我们研究室里，大家都非常兴奋，就硬把那个玩具要过来了。”

彭士禄在909基地工作照。

　　“实际上也就是给我们一个感性的印象。”彭士禄自然明白，核潜艇最核心的不是外形，而是反应堆即核动力装置，它是核潜艇的“心脏”。

　　核动力工程如此复杂，在主要靠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的背景下，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对收集到的国外数据进行反复演算、校验和修正。经过选择论证，最终确定了中国自己的核动力装置100多个静态和动态参数。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总工程师黄士鉴当时与彭士禄一起在实验室工作。他回忆，彭士禄鼓励大家努力学习，要“屁股圆、脑袋尖”。“屁股要圆，要坐得住；脑袋要尖，钻得进去。”这个生动形象的比喻，让黄士鉴受用一生。

　　1965年，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上马。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和装配潜艇的蓝图设计出来后，彭士禄便带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设计队，到西南大山开辟建设我国核动力的研发实验基地和陆上模式堆。

　　初创时期的基地，住的是用河泥和鹅卵石垒起来的“干打垒”，吃的是山上采来的野菜、蘑菇，睡的是木板上铺着的几条草袋子。艰苦的条件没有打败这些科研人员，彭士禄和战友们干劲十足。

　　直至1968年夏，核动力装置的主厂房基坑还未挖出，距中央指定完成运行的日期只剩下短短的20个月！

　　为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1967年8月30日，中央军委以“特别公函”方式，发出了核潜艇研制进度的动员令。毛主席于1968年7月18日签发了“718”指令。

　　有了“718”指令，工作人员热情高涨，进度一点点赶了上来。经过一年的抢建，一幢幢建筑物拔地而起，多种实验室相继投入实验。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下水。在“彭士禄们”的艰苦努力下，中国只用了5年时间，就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就在核潜艇进行最后调试工作时，彭士禄感到一阵阵剧烈的胃痛，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经过手术，彭士禄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付出这么多，值得吗？彭士禄说：“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

　　老骥伏枥：“他太强了！”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潜艇核动力装置即将启动时，我国研制核电站的设想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雨中，彭士禄在大亚湾核电站现场工作。

　　1982年，国家决定在广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并成立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1983年2月，已年近花甲的彭士禄，接受国务院任命，主持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工作。

　　将用于军事的核能，实现和平利用、服务社会，彭士禄踌躇满志。这次，他带来了参加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郭天觉就在其中。他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能源紧缺，电力经常“停三开四”。彭士禄讲得最多的是“抓紧时间”“尽快保证广东核电站建成，每一天就是100万美元的利息”。

　　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过程中，彭士禄提出核电建设中的三大控制，即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在中国核电站建设中获得广泛的应用。当时参与谈判的外商说，与中国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他太强了，技术和经济都懂！”

1989年，彭士禄在秦山二期核电站考察。

　　1988年，彭士禄又担任了秦山核电二期工程董事长。在设计阶段，彭士禄派团多方考察，包括德国、法国、日本，为秦山二期核电工程选定国外合作伙伴，真正做到货比三家。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彭士禄对中国核事业的热爱至死不渝。据新华社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彭士禄完全无法进食，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而他在和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干部通话时，仍关心着核动力事业的进展。

　　3月30日上午，渤海湾晴空万里，碧波粼粼。伴随着激昂的《英雄核潜艇》之歌，彭士禄的骨灰撒入大海，永远守望祖国的海洋。

　　“彭拍板”：不怕拍错板，最怕不拍板

　　无论在核动力领域，还是核电站建设过程中，彭士禄都获得一个“彭拍板”的雅号。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彭士禄敢于决策、拍板，不仅为这些重大课题提供了方向，也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其中，在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开发前期，对于许多技术问题，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争论时，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而在陆上模式堆启堆升压的关键时刻，彭士禄紧急关头不断拍板：脉冲管发现漏水？立即停堆检修！频繁出现停堆事故？切掉几个停堆信号！一回路主管道压力过大，要不要停堆？不要停堆，检测应变片！……

　　和彭士禄共事多年，郭天觉拒绝承认彭士禄敢于拍板是因为胆子大。郭天觉说，敢拍板、敢决策是他心中有底气，“心中有数”。在节目录制现场，郭天觉带上彭士禄那本被称作“天书”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着大量精炼的数据、公式和图表。

　　“彭拍板”这个雅号，彭士禄欣然笑纳。他在自述文章中说，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

　　彭士禄并非没有拍错过板。在研制核潜艇核动力装置过程中，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原采用垫片密封，出厂试验时不漏，装到核潜艇上，时漏时不漏。经过讨论，彭士禄拍板改为“O”形环密封，结果还是一样。他查阅了螺栓的设计强度和余量，又加大了预紧力，问题就解决了。

　　“这说明两个方案都可用，恢复了垫片密封方案。”彭士禄感慨，“不怕拍板，不怕拍错板，因为拍错板可以改，最怕不拍板。”

　　记者 赵晓娜 钱明雅 谢庆裕 彭骏

　　统筹 谢庆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