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实现氢弹突破和武器化

　　28载隐姓埋名，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实现了氢弹突破和武器化——于敏，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对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6年，于敏生于一个天津小职员家庭，从小读书爱问为什么。进入北大理学院后，他的成绩名列榜首。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为了尽快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氢弹，于敏废寝忘食。“百日会战”令人难以忘怀。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在他的组织和部署下，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前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使我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极高的荣誉纷至沓来，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孙家栋：中国航天发展关键事件亲历者

　　在2018年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已近九旬高龄、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高级技术顾问的孙家栋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从1958年留学归国，孙家栋先后参与了中国第一颗导弹的研制工作，领导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研制工作。60多年来，所有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事件，他都是参与者、亲历者。

　　孙家栋说，中国航天起步时，首先是考虑解决有无问题。出去办事都是到厂里头把老师傅组织起来，把要求提出来，做出来认为合格就拿走，对方也不会提报酬的事。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天，科技产业界有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中国航天也吹响了开放的号角。

　　“航天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各种科学技术发展的集成。各行各业基础好了，取得了各种发展，再找人合作时，对方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技术应用在航天上。”他说。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让中国航天开始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越来越多“航天特产”走入寻常百姓生活。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中国火箭走向世界，为世界航天市场服务。并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

　　发射外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首次商业卫星发射，就成功用长征火箭将一颗美国制造的卫星发射升空。

　　“那个时候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在世界市场也有很大的影响。”孙家栋说。

　　40年来，从“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到“北斗”系列导航卫星，从东方红通信卫星到月球探测卫星，一件件国之重器的背后，都少不了孙家栋的身影。

　　孙家栋也被称为中国航天的“总总师”，他创新思路和方法，突破了一项项关键技术，攻克了诸多复杂难题。

　　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孙家栋认为自己“仅仅是航天人中很平常的一个”。他的境界里，是“中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他的荣誉里，“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了自己”。

　　林毅夫：创新理论 不负时代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灯火辉煌，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的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正跟数百名师生分享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历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他感慨地说，“这40年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林毅夫与改革开放一路同行。1979年，27岁的他怀揣“振兴中华”的理想，从台湾返回祖国大陆，进入北大经济学系学习。20世纪80年代，他赴美深造，获经济学博士后回国，之后在北大、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多个岗位上工作。

　　多年来，他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转型理论方面不懈探索。他长期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成果丰硕，为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作出重要贡献，还参与了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电信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政策制定。

　　2008年，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成为这一岗位上的首位中国人。他走遍上百个国家，探寻全球发展之路。4年后重返北大，提出“新结构经济学”。

　　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植根于改革开放实际，总结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的新理论。其主张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力图为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发展新路。

　　2018年12月，由林毅夫创立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升级为研究院。“我们必须总结发展中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和思路，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方向。”他说。

　　而经过两年多实践发展，由林毅夫担任院长的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交流的新平台。来自50个国家的150多名学员深入中国各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也探寻着本国的发展之路。

　　如今，林毅夫仍在不断探索，将中国的经验与理论应用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其实现发展转型。他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有幸身处这个时代，就应抓住时代机遇，不辜负这个时代。”

　　鲍新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践行者

　　周围叠翠的群峰，如一道道秀丽的屏风，将小山村紧紧地“呵护”在中间；村庄中宽阔的主干道，干干净净，两侧茶园、菜地、花圃和整洁的民居浑然一体。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来自各地的游客经常会发现最生动一景：看不到年轻人在村庄里游荡，他们的身影或是在农家乐的阵阵笑声里，或是在“创意小楼”里的电脑前，或是在山涧竹林的导游路上；那些闲不住的长者，佩戴着袖章，肩挎着竹筐，时刻守护着村庄的环境。

　　而在2005年3月之前的余村，环境污染严重。村民回忆说：那时我们靠山吃山，不但发生过安全生产事故，活着的人整天生活在漫天笼罩的石灰与烟雾当中，出门口罩都不大顶用。

　　“活着就要有个人样，还我们健康的身体、给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比啥都强。”2005年3月，新任村党支部书记鲍新民带着新班子全体成员向村民庄严宣布：从此关闭全村所有矿山企业，彻底停止“靠山吃山”做法，调整发展模式，还小山村绿水青山！

　　做出这样的决定，非常不易。鲍新民动情地说，在那个年代余村独辟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是需要相当勇气和智慧的。

　　正当鲍新民和余村处在犹豫不决的十字路口时，时任浙江省委主要领导来到了这个小山村。“听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我脑子里留下的许多顾虑和犹豫，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说到此处，鲍新民依然激动不已。

　　村庄整体规划，浇筑、整治村庄干道，改造农房立面和污水管网……2008年，余村成为安吉县第一批美丽乡村精品村。

　　走在熟悉而美丽的村庄中，鲍新民时不时地感叹着：“做梦都想不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的这条路让村庄彻底地变了，变得连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美，现在村民不仅生活幸福了，情操和品位也上了新台阶。今天再看余村，感觉就是换了一个时代！”

　　2018年10月，鲍新民获聘余村“村务监督员”，“当时我二话没说就应下了，又能大展身手了！”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